梁涛：孟子的生平事迹

《孟子》一书对中国文化史影响至深至著，尤其在独立人格的塑造、士人气节的培养上，恐无其他经典可与之相比。唐宋以来便有学者指出，“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孟氏醇乎其醇也”，“孟子有功于道，为万世师”。故作为中国人，都应该认真读读《孟子》……——梁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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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名轲，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著名的思想家、儒家学者。孟子生卒，西汉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东汉赵岐《孟子章句》等均无记载。学者根据《孟子》一书的相关记载做了很多推测，大致而言，孟子生活于战国中晚期，与我国古代另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庄子处于同一时代。相对通行的说法是，孟子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 289年，活了八十三岁。孟子成为著名的儒家学者，同其早年的家庭教育密切相关。刘向《列女传》记录的“孟母三迁”“杀豚不欺子”“断织劝学”等故事，反映了孟母对孟子所倾注的心血，这些都对孟子的长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孟母也被称为“母教一人”，成为中华母教的典范。孟子生活的邹国距离孔子的故国鲁国不远，用孟子的话说，“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尽心下》）。毗邻圣人之居，孟子对孔子充满了敬仰，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在他看来，虽然自古以来出现了很多圣人，但“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并借孔子弟子之口说：“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公孙丑上》）孟子对孔子的称赞，在今天看来或许并不奇怪，但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振聋发聩。因为尧、舜乃天子、圣王，掌握着巨大的权力，是有德有位者，而孔子在世时只是一介布衣、一个穷困潦倒的教书先生。但是孟子不仅将孔子与尧、舜相提并论，而且认为远超越于后者之上，反映了他对孔子的推崇和敬仰。孟子推崇、仰慕孔子，但他生活的时代距孔子已经有一百多年，他如何向孔子学习呢？孟子了解到孔子有一个孙子，名孔伋，字子思，也是一名非常了不起的儒家学者，于是他“学于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通过向子思弟子学习，了解到孔子的思想。所以孟子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下》）。孟子虽没有直接受业于子思，但他与子思的思想存在着继承关系，属于儒学内部的同一派别，史称“思孟学派”。这一学派的师承授受关系应该是：孔子（仲尼）——子思（孔伋）——子思门人——孟子（孟轲）孟子受业的子思门人具体是谁，史无记载，已不得而知。另外，子思与孔子的年龄相差较大，不可能直接受业于孔子，他们之间应该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自唐代以来，一般都认为这个环节是曾子，近代以来的大多数学者亦持这种观点。另有学者则认为，孔子和子思之间的环节不是曾子，而是子游。曾子和子游的思想本来就比较接近，同属于孔门后学中的“主内派”，子思的思想正是从这一派发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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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立志学习孔子，就要像孔子一样积极出仕，通过参与政治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践。战国时期士阶层的活跃，各诸侯国设官开馆、招徕人才、礼贤下士的风气，正好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条件。士本是一个社会阶层，在天子、诸侯、大夫、士的社会等级中，士是贵族中最低的阶层，又处在庶民之上。由于战国时代社会阶级的流动，“即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层庶民的上升。由于士阶层适处于贵族与庶人之间，是上下流动的汇合之所，士的人数遂不免随之大增。这就导致士阶层在社会性格上发生了基本的改变”。凡具有一定的知识、文化、技能，且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的人，都可以成为士。士虽然政治地位较低，却成为当时最为活跃、最有影响力的阶层。不过，士地位的提高也使士这个阶层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成分变得十分复杂。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纵横之士。纵横是合纵连横的简称，“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就是许多弱国联合起来抵抗一个强国，以防止强国的兼并。“连横”，即“事一强以攻众弱”（《韩非子 · 五蠹篇》），就是由强国拉拢一些弱国来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以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由于当时各诸侯国都实行合纵连横的政治策略，纵横家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孟子》记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滕文公下》）景春所说的公孙衍、张仪就是纵横家的代表，是当时政治舞台上所谓的风云人物，他们一发怒，诸侯都会害怕；他们安静下来，天下就太平无事。好不气派、威风，所以被视为“大丈夫”。但在孟子看来，公孙衍、张仪之流根本算不上是“大丈夫”，他们看人脸色行事，顺从主子的意志，不过是“以顺为正”的“妾妇”而已。真正的“大丈夫”，应该是以“仁” 为“广居”，以“礼”为“正位”，以“义”为“正路”，他们站得直，行得正，坚定不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同上），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所以在孟子眼中，士首先代表一种精神信仰，一种责任担当，他们关注于人间的政治秩序和普遍利益，具有类似于近代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作为一个阶层，士有其特殊的职责与身份。“士者，事也，任事之称。”（《白虎通·爵》）士有自己的事业，他们以“仕”显身，成为职业的政治家、管理者。《孟子》中记孟子答魏人周霄问：“古之君子仕乎？”明确肯定士人应该出仕。在他看来，“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滕文公下》）。士人出仕如同农夫耕田，都是一种职业。但是，“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君子对于出仕，又有着自己的道义与原则，他们“见危致命，见得思义”（《论语 · 子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 · 泰伯》）。所以对于出仕，他们又有自己的原则，不根据原则出仕，就如同钻洞扒缝一样，是一种可耻的行为。这样，士又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同时还代表一种政治理念、社会理想，而士人选择出仕，不过是要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而已。《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孟子的活动较简略，且有不准确的地方，而《孟子》关于孟子的活动则多有反映。据谭贞默《孟子编年略》：“孟子四十以前，讲学设教；六十以后，归老著书。其传食诸侯当在四十以外。”基本反映了孟子的生平活动。孟子为邹国人，其游说诸侯应当是从邹穆公开始的。故有学者认为，《梁惠王下》“邹与鲁鬨（hòng，争斗）”章是孟子早期游说诸侯的记录。据该章，邹国与鲁国发生争斗，邹国的长官被打死三十多人，而邹国的百姓却在一旁见死不救，看热闹。这时孟子在邹国已有了一定的声望和影响，于是穆公便向孟子请教。周广业《孟子四考》说：“孟子之仕，自邹始也。时方隐居乐道，……会与鲁鬨，有司多死者，公问如何而可？孟子以仁政勉之。”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孟子实际是遇到了“人民为何不爱国”的问题。孟子认为不能以官吏甚至君主代表国家，国家的主体是民众，而非君主、官吏，后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是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思考。百姓的冷漠，责任在官吏。邹国的官吏平时缺乏仁爱之心，对百姓的死活不闻不问，现在算是得到了报应。解决民众的“爱国”问题要靠“行仁政”，执政者只有执政为民，造福于民，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民本、仁政是贯穿孟子一生的核心思想，仔细考察可以发现，这些思想都是孟子在应对现实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孟子在邹国附近活动一段时间后，前往齐国。齐国是当时东方最强大的国家，由于稷下学宫的设立，更是成为战国时期文化的中心。稷下学宫兴办于桓公田午之时，在威王时进一步发展起来，至宣王、湣王时最为兴盛，到襄王、王建时逐渐衰落，及秦并六国、齐国灭亡而结束，前后大约经历了一百五十年的历史。由于稷下学宫采取多元并立、平等共存、争鸣驳难、融合发展的文化政策，当时的儒、墨、道、法、名、阴阳、小说、纵横、农家等各派著名人物，都曾登上稷下的学术舞台，奏出了一曲百家争鸣的交响乐。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主要是在齐国稷下学宫进行的。孟子一生曾两次来到齐国，荀子也曾在学宫“三为祭酒”，稷下学宫对古代文化贡献可谓大矣！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正值齐威王执政，可能由于当时孟子的影响还不够大，《孟子》中未见其与齐威王的对话。不过，《告子》篇中所记载孟子与告子的论辩则发生在这一时期，孟子的言论多有不合逻辑之处，是其思想还未成熟的表现。孟子在齐国未得到重视，无法施展抱负，这时听说宋偃王欲行仁政（《滕文公下》：“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于是前往宋国。孟子到宋国后，发现宋偃王身边多为奸佞小人，只有一位薛居州可称为善士，对宋偃王的仁政产生深深的忧虑。按照孟子的想法，“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仁政的动力在于君王的不忍人之心，而保证君主能够行仁政，就要在其身边安排大量的善士，对其劝诫、进谏，乃至影响、感化。故孟子一定程度上涉及到规范权力的问题，孟子说：“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所说的“大人”是指有德、有位，与君主关系密切且得到君主信任的人，只有这些人能够影响国君，纠正国君的过错。但孟子一方面想规范、引导权力，另一方面可以凭借的力量又十分有限，在他那里，“仁政如何可能？”是一个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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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在宋国活动未果，不过却遇到了当时还是太子的滕文公（《滕文公上》：“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言必称尧舜，给后来的滕文公留下深刻印象。不久滕定公去世，滕文公即位，于是派人将已回到邹国的孟子接到滕国，协助其推行仁政，一时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不少人闻风而至。农家学派的许行从楚国来到滕国，“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本来属于儒家的陈相被其学说所吸引，成为许行的门徒，《滕文公上》记载的孟子与陈相的辩论，即发生在这一时期。不过，孟子虽然有机会得君行道，但滕国只是一个小国，不久齐人在滕国附近的薛筑城，直接威胁到滕国。滕文公问该怎么办？面对这样的问题，孟子也无法回答，只能说勉强为善罢了。在这种情况下，孟子意识到要推行仁政于天下，仅靠滕国的力量是不够的。这时孟子通过滕国的仁政实践已产生较大影响，于是率领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浩浩荡荡来到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孟子时年五十多岁。孟子一到魏国，便受到梁惠王的接见，《孟子》开篇第一章即记录了二人相见的情景：“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由于涉及义利之辨，一开始便话不投机。除上面一章外，《梁惠王》还有四章记录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都是劝导其推行仁政。几年后，梁惠王去世，梁襄王即位，孟子“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于是离开魏国前往齐国。孟子第二次到齐国，时值齐宣王执政。《孟子》一书明确记载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多达十四处之多，另有一次虽只言“齐王”，但从内容看也应指宣王。另外像著名的“知言养气”章，记录的也是这一时期的事。孟子初到齐国时，与宣王的关系尚可，二人的对话态度和缓、气氛融洽，著名的有以宣王对牛的不忍人之心，启发其推行仁政等。但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很久，公元前 315年（齐宣王五年），燕国因燕王哙让国而发生内乱，齐国乘机出兵，很快攻下燕国。宣王向孟子请教：是否应吞并燕国？孟子从其民本立场出发，主张“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孟子这一看法实际是将民众的利益置于国家主权之上。不过孟子并不认为任何国家都有讨伐别国的权力，只有“天吏”也就是得到合法授权者才有资格征伐不道，救民于水火。但是齐国攻占燕国后，不仅不行仁政，反而“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完全违背了孟子的意愿，站在了燕国民众的对立面。于是孟子向宣王建议，尊重燕国人的意见，择立一位燕王，自己从燕国撤兵。但宣王没有听从孟子的建议及时撤兵，结果“燕人畔（叛）”，其他各国也出兵救燕，齐军因此大败。经历伐燕之事后，孟子对宣王大为失望，认识到他不是一个仁义之君，言谈中多有批驳、讥讽，常使“王顾左右而言他”。在这种情况下，孟子决心离开齐国，当弟子充虞问：先生看上去似乎不高兴。可是之前您不是教导我们要不怨天、不尤人吗？孟子答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孟子有一个想法，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定有闻名于世的贤人出现。从周朝以来，已经七百多年了。从时间上说，已经超过了；从时势而论，也该有圣贤出现了。可是我的主张为什么行不通呢？那么我只能说，老天大概还不想让天下得到平治，如果想让天下得到平治，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我有什么不愉快呢？孟子就是带着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告别了当时的政治舞台，回到了自己的故里，教授子弟，著书立说，编写《孟子》一书。当一个人带着理想走入社会时，他往往是坚定、充满信心的。可是当理想遭到挫败，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依然能保持坚定的信念，恐怕只有孟子了。那么，孟子的自信来自哪里呢？这是因为孟子坚信一点：政治必须要符合人性，符合人性的政治才是最有前途的政治，仁政、王道较之暴政、霸道是符合人性的，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所以最终一定会实现。现在无法实现，只能说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若到来，必定是仁政、王道的时代。我们今天读《孟子》，脑海里会有一个鲜活的孟子形象：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而在当时人们的眼里，孟子则是“迂远而阔于事情”，他是迂阔、不切实际的。所以理想与现实是有反差的，当你坚守理想的时候，你很难被人们理解。固然，我们可以说孟子对人性的复杂性缺乏反省，对历史的看法也未免过于乐观，但孟子至少有一点是对的，真正的理想是需要坚守的。在坚守一百多年后，孟子的思想已在士人中间广为流传，成为其批判暴政、为民请命的精神动力；而在坚守了一千多年后，孟子的思想终于成为社会的指导思想，《孟子》一书也由子书上升为经书。至少在人们的观念中，王道战胜了霸道，仁政战胜了暴政。即便有残暴的君王如朱元璋之流想借助权力挑战《孟子》的历史地位，也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所以理想在于坚守，只要它符合人性，符合天道，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即使暂时无法实现也不必怨天尤人。如果天下要得到平治，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两千年前孟子所坚守的仁政、王道，像一座灯塔为我们指引了前进的方向。概括一下，孟子生平经历大致为：在邹国游历（四十岁左右）—— 第一次到齐国（齐威王执政）——到宋国（宋偃王欲行仁政）——在滕国行仁政（滕文公行仁政）——到魏国（梁惠王执政）——第二次到齐国（齐宣王执政）——告老还家，著《孟子》。本文选自《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孟子》，作者：梁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