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健、焦守云等人民日报撰文,讲述“家”的故事

2025-2-18 02:09| 发布者: 银鲜目江探| 查看: 108| 评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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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社会的基石,是个人长大和情感依托的地方。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单元,也是国家风貌的微观基础。本版从“家”这一个人年轮的起点出发,在时光深处深情凝望,讲述一个个关于家庭、家教与家风的故事。当万家灯火连缀成灿烂星河,一个个“小家”的温度也正标示着民族与国家的精神刻度。

——编 者

我的父亲焦裕禄

焦守云

父亲焦裕禄离开我们已经60多年了,虽然时间久远,但父亲的形象在我们的心中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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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还小。他不给我们讲大道理,而是用我们能听懂的小故事,教育我们从小要热爱劳动,不能不劳而获,要艰苦朴素,不能浪费。特别是经常教育我们,领导干部的家人、孩子不能搞特殊化。记得哥哥小的时候,看了一场“白戏”,就是没买票就去看戏。当时检票员问我哥哥:“你是谁家的孩子?”我哥哥说:“县委的焦书记就是我爸爸。”检票员就让他进去了。父亲知道后,严肃地批评了哥哥,他说:“你知道县委书记是干什么的吗?是为人民服务的,就是我看戏也得买票,你这么小就打着我的旗号看‘白戏’,长大了还得了?”他又耐心地说,演员叔叔阿姨在台上又唱又演,他们付出了劳动,不买票就是不尊重演员的劳动。说完,父亲从上衣口袋掏出两毛钱,让哥哥把票补上,赔礼道歉,以后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

后来,父亲在县委会上检讨了自己对孩子管教不严,并亲自起草了“干部十不准”,其中就有不能看“白戏”。

我的姐姐焦守凤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有些好心的领导想给我姐姐安排工作,我母亲也想让姐姐在县委当个打字员。我父亲知道了,不同意。父亲说:“刚出学校门就进机关门,她缺了劳动这一课。”后来,姐姐进了酱菜厂。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切萝卜、腌萝卜,推着板车卖酱菜,非常劳累,碰见同学朋友头都不敢抬。姐姐哭过闹过,父亲耐心地教导她,别人能干,你为什么不能干,县委书记的闺女也不能搞特殊化。他亲自陪我姐姐推着板车卖酱菜,为姐姐示范怎么吆喝才能把酱菜卖出去。在父亲的不断开导、教育下,姐姐安心做好了这份工作,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好作风。

父亲在世的时候,经常给我们讲他小时候的故事。他说,我们的奶奶从小就教育他,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你要是一个好人,你在天上的那颗星就亮,你要不是个好人,你在天上的那颗星就暗淡无光。父亲一直记着奶奶的话,做一个好人,做天上最亮的那颗星。他做到了,他也教育我们,一辈子做好人,眼里要能看见百姓的疾苦。

父亲在病重的时候,心里还惦记着兰考百姓的疾苦,一直在问: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今年的麦子长得怎么样?排水沟挖好了没有?当他知道他的病没希望的时候,就不让打止疼针了。他说,兰考还很穷,能省一针就省一针吧。他最后的要求是,活着没有改变兰考的面貌,死了就把他埋在兰考的沙丘上,他要看着兰考人民改变面貌。他对我们的母亲唯一的要求是,不要给组织上添麻烦,不要向组织要补助、要救济、要东西。

父亲为官一任,两袖清风,去世后没给我们留下任何家产。临终的时候他把我们叫到跟前,拉着姐姐的手,把自己手腕上那块在旧货市场买来的旧手表戴在姐姐的手腕上。他叫着姐姐的乳名说:“小梅,爸爸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这块手表就留给你了,你已经是个工人了,戴上它上班不要迟到。”他又说:“我还有两本书,等我不看了也留给你,你要好好读它,那里边会告诉你怎么学习,怎么工作,怎么做人。”

父亲陪伴我们的时间并不长,他的教导却让我们终身受益。如今,我们兄弟姐妹都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我们还有儿孙,我们会教育我们的子子孙孙继承先辈遗志,把先辈的精神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小家与大家

李雪健

农村出生的我,对家的认识,是从老乡身上学到的。

我的老家山东菏泽巨野县,往西不远,就是河南兰考。

小时候的夏天,我有时和种瓜的老爷爷住在瓜地里,惬意,过瘾。为啥呢?可以学手艺。什么地种瓜,什么地种花生,哪种瓜喜水,哪种瓜喜旱,都是跟种瓜的老爷爷学的。要是住在打麦场,我就跟开拖拉机的叔叔们学几手。白天,跟他们学怎么犁地;晚上,跟他们睡一个炕上。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像一家人。

1975年3月8日,我在二炮7784部队战士业余宣传队光荣入党。当天,我给在贵州凯里的父母发电报说:“爸爸妈妈,我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母亲很快回了一封电报,三个字:“好好干!”高兴、祝福、希望,他们所有想表达的感情,都在“好好干”三个字里。

我的岳父是国民党军起义的军官,他人生的最后几十年一直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70岁时终于如愿。到老年时,他的视力退化严重。他是用收音机听完了电影《焦裕禄》,还写了一篇《我听〈焦裕禄〉》。这是对我这个晚辈极为深沉的爱,我很感动。

岳父问我,焦裕禄的孩子是谁演的?我说,都是当地老百姓的孩子。他又问,焦裕禄要住院了,老百姓去送他,那个场景有上百人吗,是演员吗?我说:有100多人,都是当地老百姓。当年送过焦裕禄的老百姓,听说要拍焦裕禄的电影,把自己的子女送来参演。演的时候,导演不用说戏,当时是什么情景,该穿什么衣服,手里该拿什么东西,他们的父母早早就交代清楚了。仔细想想:这不就是家风、家教吗?这上百人的场面,背后又是多少个普通人家呢?

什么是家?看看我们的汉字就知道了。几千年前的甲骨文里,“家”的上半部分就是“宀”,说明家是遮风避雨的地方。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家”的写法略有不同,但总是象征着安定和温暖。

我喜欢演戏。生病那段时间,看人家演戏,我眼馋、着急。一吃上剧组的盒饭,就不闹心了,感觉自己的生命还有价值。我的每一个角色,都有家人的支持。

我的爱人海丹当过演员,是我演新戏的第一个观众,也是十分苛刻的观众。评价我的艺术创作,她一点都不客气。她最不满意我演的冯石,因为当时我没有下决心减肥。能做到而没有做到,不可原谅。放疗的伤害,给我带来了严重的口腔后遗症,影响了念台词。她找了很多书,“强迫”我每天练习说话。长的文章,一天念好几遍,短的文章,一天也念好几篇。

我生病的时候,儿子正读中学。他的妈妈要照顾我,他只能跟姥姥住在一起。读初二时,他在作文《家》中写道:“这就是我的家,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温暖、帮助、自信的地方。”我对儿子有亏欠。或许,他在那时候失去的,终将成为一笔金钱换不来的财富。

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讲述真善美的家风故事,是文艺工作者的职责。小时候,我最喜欢看小人书《岳母刺字》。岳飞跪在地上,岳母在他的背上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字。这幅画面,记忆犹新。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是《自有后来人》,走出县城电影院,李铁梅、李玉和、奶奶的形象在我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他们塑造了我对革命家庭的印象。

回头看,我演过的人物,很多都与家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戏里面,中国人的家庭、家教、家风多多少少有所体现。

我在《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里演周文王。他希望自己的国家富强,希望人民过上好日子,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离开朝歌,他承受了人类无法承受的奇耻大辱。从周文王身上,可以看到3000多年前中国人的家风。

我演过李大钊。小女儿去世,他很悲痛,但他没有扑向女儿的身体,而是哭都哭不出来。走进法庭,他突然听到孩子们叫“爸爸”,很意外,又尽量让自己保持镇定。李大钊是革命者,也是充满深情的丈夫和父亲,他是早期革命领袖,也是随时准备赴死的战士。因为他知道,他的小家与国家紧密相连。

杨善洲退休了,没有在城里养老,而是选择上山种树。朋友劝他,他说:共产党人的职业病就是自找苦吃。自找苦吃的不只是他自己,也包括他的家人。电影《杨善洲》里面,他的爱人有一句话:咱们的杨书记不是咱们家的书记,是老百姓的书记。的确如此。女儿想要一个城市户口,杨善洲没有答应。后来,女儿在给他的一封信中写道:你这样做,我们都理解,但作为你的孩子后代,我们也不容易。读了这封信,杨善洲一宿没睡。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今天,杨善洲的女儿女婿们仍是普通的农民、工人、乡村教师。他们默默做事,没有人沾杨善洲的光。

我还演过外交官。在《万里归途》中,我演的外交官无论如何都要把同胞带回祖国,这是他们的职责和使命。因为,祖国就是我们的家。

作为普通人,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体现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家人、我们的身边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大家一起作贡献,我们的国家更好了,民族富强了,小家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每个人的小家,都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家书里的家风(文思)

张 丁

1975年冬,在湖北云梦西郊睡虎地4号秦墓的考古工地上,惊现两枚木牍。考古人员发现:与此地出土的大量记载秦代法律事务的竹简不同,这两枚写满文字的木牍竟然是两封书信,是名叫黑夫和惊的两兄弟写给哥哥衷的家书。家书从数百公里外的淮阳送到他们的家乡云梦,哥哥收到并被陪葬在墓中。

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家书实物,距今已经2000多年。木牍正反面用秦隶书写的527个文字,展现了一个亲情浓郁的大家庭的画面:黑夫和惊正在前线随军征战,他们给在家乡的哥哥写信,希望家里送些钱和夏天的衣服过来,以解燃眉之急。信中最多的就是问候之语,问候母亲、问候大哥、问候姑姑、问候姐姐、问候妻子、问候邻居……其中所表达的母子情、兄弟情、夫妻情、邻里情等思亲念家之情与今人无异,真挚浓烈,虽经历2000余年岁月磨洗,仍鲜活如初,令人动容。

家书是家人之间沟通信息、表达情感的工具,也是守护亲情的纽带、行使家教和传承家风的载体。秦汉以来,承黑夫、惊家书之余温,中国家书文化历经简牍、绢帛、纸张等不同载体的变迁,绵延不绝,蔚为大观。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写给儿子司马康的家书《训俭示康》,广泛传诵。家书长达1000余字,阐述了俭朴持家的道理。司马光强调,“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他劝诫儿子不仅自己要牢记俭素家风,而且“当以训汝子孙,使知前辈之风俗云”。在司马光的教导下,司马康在事业上也很成功,20岁中进士。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司马康为其检阅文字,后历任山南东道节度判官公事、秘书省正字、校书郎、修神宗实录检讨官等。

晚清《曾国藩家书》的核心内容是教导子弟如何做人做事,如何传承家风。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九月廿九日夜,曾国藩给年仅8岁的次子曾纪鸿写信,告诫他:“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曾纪鸿谨遵父教,勤俭好学,成为有名的数学家。坚守寒素家风,是曾国藩家教成功的原因之一。在曾国藩家教思想的影响下,其子孙后代能人辈出。

近代文化巨擘梁启超写给子女的家书中,几乎看不到古人那种家训式的教导之语,随处可见的是推心置腹的交流和娓娓道来的讲述。他希望孩子们成为融合中国传统道德和西方道德的“新民”,既注重内心修养、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又崇尚科学民主、平等自由。在梁启超的教育理念熏陶下,他的9个子女都学有所成,有3位当选院士。

老一辈革命家滕代远,家教严格,家风清廉,从不让孩子们以干部子弟自居,更不许搞特殊化。1968年3月2日,他给在酒泉当兵的儿子滕久耕写信说:“要好好准备吃大苦,耐大劳,夜间演习,紧急集合,长途行军……养成战斗作风。”滕代远的几个孩子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取得了优异成绩,滕久耕更是被评为“雷锋式的好干部”。

今年97岁的谢慕兰老人是武汉的一名退休干部,多年来喜欢读古代名人家书,也喜欢给家人写信。1999年,她的4个女儿整理编印了母亲珍藏的近2000封家书,做成了一套装帧精美、3卷5本、170余万字的《慕兰家书》,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母亲。谢慕兰老人是幸福的,她付出了爱也得到了回报——夫妻恩爱,女儿成才,孝敬父母,家庭和睦。2021年,她的家庭荣获“全国最美家庭”称号。2022年,再获“全国五好家庭”称号。

从2000多年前的普通士兵到古代文人士大夫,从近代学者到老一辈革命家,再到普通人,家书承载了以“家”为核心的多重功能。不论何时何地、何种身份,家书从来不是单一的通信工具和教育文本,而是一部综合性的家庭文化百科全书。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的负责人,笔者专职从事家书收集与研究20年,认为家书的时代价值突出体现在家庭文化的建设中。家书既有传信达情的使命,也有家庭教育的职能,更具深度交流沟通的优势,同时又是家国情怀的载体。

鸿雁传家讯,尺素寄深情。博览古今家书,穿行于家庭家教家风的文化长廊中,沐浴在血脉相连、相亲相爱的纯洁亲情里,感受尊老爱幼、母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恩爱等中华传统美德,我们的内心会受到洗礼。网络时代,如何把家书等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发展,是我们必须思考的课题。

时间里的深情

刘明明

回想起去年10月在河北阜平马兰村举办的第五届马兰儿童音乐会的点点滴滴,我的内心依然激动。音乐会上,我和马兰小乐队一起演唱了姥爷邓拓的两首诗改编而成的歌曲《心盟》和《题马兰烈士墓》。站在浪漫梦幻的月亮舞台上,音乐响起的那一刻,面对黑沉沉的山谷,内心空灵安静,又庄严肃穆。灯光闪烁,琴声悠扬,我仿佛感受到妈妈深情的注视。

2022年3月21日,妈妈邓小岚在马兰村月亮舞台工地晕倒,猝然离世。近三年来,我在整理母亲物品的过程中受到很大冲击。妈妈的衣服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件,她十几年、二十几年没有添置什么衣服。她在留下来的照片中,都穿着家常眼熟的衣服。这让我既感到亲切又深受教育,我不禁自问:今天我们拥有的物质常常超过实际需要,但我们从中得到精神的愉快了吗?我开始“断舍离”,时时提醒自己:你真的需要吗?

妈妈一直酷爱音乐,没有音乐,她就觉得不得劲儿。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家还在山东泰安,我在虎山水库旁边的一所小学读书。妈妈来接送我,她看到学校没有音乐课,就去找校长,提出给孩子们上音乐课。后来我们家搬到药厂,妈妈又开始教药厂女工和她们的孩子拉手风琴,还组成手风琴小乐队。

爸爸妈妈都爱音乐、爱玩儿。冬天,爸爸带我们到山上捡来干树枝和绿色的松针叶,妈妈装饰上发亮的彩灯和小玩意儿,我们高高兴兴与“树”合影。爸爸弹起吉他,妈妈拉小提琴,我和弟弟自由地唱歌、跳舞,其乐融融。妈妈说,很像她小时候我姥爷姥姥家的音乐会。

妈妈的“愉快音乐”教育从家里延伸到社会,随着她的生命足迹持续不断。她到马兰教孩子们音乐,开始我们觉得她就是一个“玩”的心态,妈妈也说玩得挺开心。玩着玩着,她就认真起来,“动静”越来越大。从教孩子们唱歌到领着孩子们到各地开演唱会、办音乐节、建月亮舞台,再到把孩子们送上冬奥舞台,一个个浪漫梦想让她停不下来。越来越多的孩子享受到音乐的愉快,她也获得了无限的精神愉悦。

妈妈还对我和弟弟实行“玩耍教育”。小时候,我家旁边是一块空地,很像鲁迅写的百草园。我和弟弟经常翻墙进去,粘知了、玩“打仗”。妈妈不会制止我们爬树,相反会协助我们,教我们怎样抓扶怎样用力。有一次来到“泰山仙人桥”——一道石缝之间卡了几块巨石,下面就是深深的山谷。人们不敢近前,大人更是拦着孩子不许靠近。妈妈看我和弟弟跃跃欲试,就为我们探路,鼓励和教我们如何过去。终于,我们小心翼翼贴到了巨石跟前,还拍了照。那年我8岁。妈妈在相片下方写了一行字:要勇敢才能照这张相。

上学时,妈妈从没要求我们考多少分、排多少名,只是让我们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考大学、读研、读博、工作,一路都是自己做选择。每有困惑,妈妈总是给予支持,帮我厘清思路。这是妈妈给我最珍贵的东西。现在我从事音乐治疗工作,帮助别人缓解身心痛苦,感受生命的爱与尊严,内心很充盈。

妈妈总是温和的,一旦严厉起来,就是我真的犯错了。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遇到虎山小学的小伙伴,不自觉表现出几分城里“小公主”的骄傲。妈妈马上严肃地对我说:“那是你的小伙伴,不可以这样傲慢待人。”就像小树上的一根刺,刚萌生就被拔掉了。这件事牢牢记在我心里。家人之间平等、真诚地沟通,不在心里留疙瘩、存误解,一直是我家的相处方式。有时遇到复杂的事情,妈妈会给我们写信,娓娓道来梳理清楚。这样的家风,大概是从姥爷邓拓那儿传下来的吧。

第一次知道姥爷邓拓,是学习了课文《事事关心》。记不清是老师还是妈妈告诉我,作者邓拓就是我的姥爷。“生欲济人应碌碌,心为革命自明明。”这是姥爷的一句诗,意思是勤勉助人,追求澄明的心灵之光。很高兴我的名字与此有关,后来我们把它作为家训印在了全家福合影上。

爷爷奶奶、姥爷姥姥都是我非常敬仰的革命老前辈。四位老人中,我只见过姥姥丁一岚。听妈妈讲,在那动荡年月里,居所搬来搬去,但姥姥撑起这份家的安宁,让她的孩子们安顿下来,也能听音乐、画画、拉琴。妈妈性格单纯、善良,很多方面像姥姥。以前我和爸爸总觉得妈妈像森林中的“小白兔”,担心她遇到“大灰狼”。其实妈妈内心很强大,面对困难,她从不抱怨,总是很有韧劲儿地直面问题。她以最大的善意信任他人、温暖他人,走近她的人也会被唤起内心深处的善与美。我想这就是她留给我们最美好的精神财富。

黄土地种出书香

刘俊来

我的家在渭北高原腹地一个三面梯田围绕的塬上。这个家在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中艰难探索绝地求生,在枪林弹雨中体悟到读书的重要,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成为知识经济大潮里的一朵浪花。

爷爷兄弟6人,爷爷是长子。父亲兄弟姐妹9人,父亲是长子长孙。爷爷生在清朝末年,父亲在渭北高原大饥荒后的1931年出生,8岁时跟着爷爷成了小长工。新中国成立后入伍,父亲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后复员回村当农民直至去世。我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唯一的70后,在开启改革开放的1978年读小学一年级,一路苦读并接受了高等教育。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陕西农村,温饱问题严峻,全家人每日为柴火和吃饭忙碌。父母以超乎寻常的辛勤劳作和坚定信念供娃娃们念书,把读书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最多时,我们家有4个学生,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从我记事起,父亲一直是这个八口之家的大家长,总是比别人更早出工更晚下工,在炎炎烈日的中午依然要去地里找活干。他反反复复讲了许多次,早早就刻在我的脑子里:娃娃们一定要念书,要多念书,有了知识有了文化才能改变命运。父亲年幼时没机会上学,一直是农民,但他放下农具拿起笔和纸就会写信,能准确表达想法。后来我查阅了父亲在军队上的档案,他入伍后参加识字班,集中突击学习,掌握了1000多个简化汉字的读写,还被评为学习标兵。母亲一辈子不识字,但她能记得各种面值的钱,会算加减法,所以她一直管着家里的钱。当时不少人难以理解,饭都吃不上还要供娃们念书,我也是后来慢慢体会出父母的用心。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背馍上学”是黄土高原上农村孩子上学的时代特征。村里只有小学一到四年级,五年级和初中3年要去乡上的学校读。星期天下午,我瘦小的身躯背着装满了白馍和父母殷切希望的布袋子,坚定地走向学校和知识的海洋。从家到学校的路,弯弯曲曲延绵在高低不平的丘陵地带上,时粗时细时深时浅,两头各三四里,中间翻一道沟。每次背着馍从沟里爬上去,我就能放松下来,有时背诵几句路遥小说《人生》里的文字,一次又一次下定决心要走出贫穷、走向远方。多年之后,我与妻子因爱书结缘,儿子出生后,我们和岳父母生活在一起,成了五口之家。像父辈用尽一切力量托举我们一样,我们用尽心力去培养儿子对书的热爱。岳父母用他们勤俭持家的智慧和付出保障了我们有充裕的时间读自己喜欢的书。我的阅读广而博,尤喜新知;妻子读书细而深,对传统经典很有心得;儿子读书非常专注且速度飞快,从开始的好玩逗乐扩展到兴趣广泛。

我们家的书香是从黄土地里长出来的,平凡中蕴含了几代人一如既往的持续奋斗。父母生于上世纪30年代初,岳父母生于40年代,他们有读书的潜质和愿望,却错过了最好的读书年龄。我和妻子生在70年代初,接受了完整的基础教育和良好的高等教育,我们家有一个名为“旭耕堂”的书斋,我们把最多的时间花在读书上。儿子千禧年在北京出生,从牙牙学语开始,就和我们一起在书海里遨游,对书的感情很深,上学后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现在是中国科学院在读博士生。2021年,我们的家当选“全国最美家庭”。

我犹记得,在1992年暑假的晨曦中,只要听到父亲在窑洞外窗下轻轻的咳嗽声,我就会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抹把脸就扛着锄头跟在父亲身后去地里干活。父亲说:娃啊,一定要好好念书。2017年11月,在写给儿子成人礼的信中,我又这样勉励儿子,一定要勤勉用功,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贡献你的智慧,长大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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