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塔夫罗夫斯基：打着星条旗对抗北京行不通

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报道记者王雯雯】编者的话：“向俄罗斯介绍中国是我毕生使命。”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伊兹博尔斯克俱乐部“俄罗斯梦和中国梦”分析中心主任尤里·塔夫罗夫斯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位“新中国同龄人”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苏联时期学习汉语、翻译过《中庸》《道德经》、在宣传和意识形态部门长年做有关涉华工作；他既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参与者，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研究者；他50多次访问中国，近些年还出版了《神奇的中国》《习近平：正圆中国梦》《习近平——新时代》等著作，并于2019年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塔夫罗夫斯基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谈到中国领导人的长远眼光和钢铁般意志，中国人民的伟大品质，以及中国在各领域的发展经验正被一些国家借鉴。他表示，过去10年，中国做出正确选择——那就是排除外部干扰，向着实现中国梦前进。

“中国领导人有长远眼光和钢铁般意志”

环球时报：您是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也是伊兹博尔斯克俱乐部“俄罗斯梦和中国梦”分析中心主任，这家智库的专家学者或俄罗斯政府的智囊最关注中国的哪些问题？

塔夫罗夫斯基：在俄罗斯，很多有识之士也在不断探寻国家的复兴之路，囊括了大批哲学家、政治学家、军事家、金融家和公务员的伊兹博尔斯基俱乐部也参与其中。几年前，我在俱乐部内创建了“俄罗斯梦与中国梦”分析中心。我们正在积极研究可以借鉴的中国在各个领域的经验，同时，我们也清楚我们国家的情况与中国不同。伊兹博尔斯基俱乐部主办的杂志近期会刊登我对中国的一篇研究文章，主要是通过梳理中华民族从17世纪中叶到现在的历史，探寻今日的中国是如何走上成功之路的。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每次来中国的感受吗？

塔夫罗夫斯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后，也就是2019年12月，我来北京参加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我第一次来中国还是30多年前给戈尔巴乔夫的中国行打前站。30多年来，我访问中国约50次，进行了多次长途旅行，去过连云港、阿拉山口等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和节点。我对所有旅行的感受都体现在“太棒了”这个词上。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写的就是《神奇的中国》。我对中国发生的深刻变化有很多认识，这还反映在另一本有关“一带一路”的书中，我在其中写了自己对这项“21世纪主要工程”的所见所闻。

环球时报：您的著作，比如《习近平：正圆中国梦》等，让很多俄罗斯民众了解到中国这十年的变化，以及中国领导人的家国情怀。能谈谈您的创作过程和思路吗？

塔夫罗夫斯基：我从2014年开始着手写《习近平：正圆中国梦》，并于2015年出版这本书。研读习近平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发表的文章和讲话，让我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领导人有长远眼光和钢铁般意志，我了解到他是如何一步一步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目标的。

之后，我出版《习近平：新时代》一书，对中共十九大等重大事件进行梳理和分析。在那个时候我就很清楚，中国梦正逐渐实现。

2021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绝对贫困。我另一本讲述中国梦的书将于今年出版，主要是要向俄罗斯读者介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中国人民的感召力。我会重点描述“中国奇迹的根源和果实”，侧重于讲述中国人民的伟大品质，这些品质使他们能战胜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等。

此前不久，我在伊兹博尔斯克俱乐部网站撰文说，中国领导人在规划长期发展蓝图以及落实规划方面展现出罕见的才干。当中美博弈升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中国显现出应对冲击的能力，“倘若有人企图将所有‘黑天鹅’事件都甩锅给中国，那就打错了算盘”。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无价之宝

环球时报：您说自己经常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您看来，无论是消除绝对贫困，还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为什么中国执政者和中国人民都敢于面对？

塔夫罗夫斯基：对于一个认真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来说，已经出版的三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无价之宝。中国领导人治理国家的经验丰富。2003年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有过成功抗击“非典”（“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经历。

这十年来，习近平主席为中国的国家未来设定了雄心勃勃的奋斗目标。自“中国梦”提出以来，在已经取得一定成就的基础上，中国领导人带领中国人民克服了很多不可避免的困难。中国人民赞成国家发展战略，正是国家和人民的相互成就，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必然。

“打着星条旗对抗北京行不通”

环球时报：回首2012年，当时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较为复杂的情况下召开的。10年过去了，您认为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发生了哪些改变？您怎么评价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的发展？

塔夫罗夫斯基：过去10年，以美国霸权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已经发生明显改变。全球经济的中心已经从西方转向东方，转向亚太地区。中国已经被美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中国的军事、经济和金融实力迅速增强。对美国霸权与不断强大的中国不相容的理解可以追溯到奥巴马时代。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又试图“靠自己的力量”与中国较量，结果失败了。拜登政府正试图集结各方资源，打着星条旗对抗北京，但这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包括俄罗斯在内，有太多的国家不愿意站在华盛顿一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采取了正确的选择——那就是排除外部干扰，继续朝着实现中国梦的目标前进。

环球时报：您怎么看这十年来中俄关系的发展？它将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美国又将扮演什么角色？

塔夫罗夫斯基：我们的关系正沿着向上的轨迹发展。俄罗斯需要强大的中国，中国需要强大的俄罗斯。看上去是这种“化学效应”在推动着俄中关系的发展，但是两国关系是基于国家安全利益的重合和经济的互补性。近年来俄中关系不断加强的一个动力是美国同时对俄罗斯和中国发起挑衅。

环球时报：记得去年美国召开所谓“民主峰会”之前，您撰文说，“只有盲人才看不出来，这次峰会试图进一步打造一个遏制和包围中国的全球链条”。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您此前也谈到自己的观点。在您看来，为什么一些西方国家政客和媒体不能安下心来对比和研究中国的政治制度？

塔夫罗夫斯基：写这篇文章时我通过比喻来讲述中国的政治制度与西方制度的不同——“就像汉字与拉丁字母或西里尔字母的不同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制度不好或缺乏吸引力”。尽管许多个世纪以来，西方文明根本不怀疑中国文明的存在，但即使在了解了这一点之后，西方仍然认为自己才是人类存在的唯一可能形式。19世纪中叶，在清朝统治下内忧外患的中国难以说服西方。而今天，中国的成功又让很多西方政客产生排斥、嫉妒等不良情绪。我认为，这是“黄色威胁”和其他带有种族主义偏见情绪的延续。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需要多年的学习和反思，但当前西方国家的政治人士没有这样的意愿，也没有花上必要的时间。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特别是中国政治制度的误解，未来彼此之间仍会有许多冲突。

同中国的不解之缘

环球时报：您出生于1949年，这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年。能简单谈谈您和中国的不解之缘吗？

塔夫罗夫斯基：我成为一名汉学家看上去是偶然的，但也不全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与父母在堪察加半岛生活过多年，那里能看到很多中国商品，我们吃中国的苹果和菠萝罐头，用中国生产的毛巾和保温瓶。1959年，我母亲去中国旅游，回来给我们讲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我的办公室至今还挂着她当时从中国带回来的纪念品。1966年决定考入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院时，我选择了汉语专业，尽管那几年汉语在苏联不如日语和印地语流行。在东方学院学习是令人着迷的。我所学的语言、历史和哲学知识，对毕业后工作也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