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故事：贫农蔡云成

我是川南一个小镇的人，五零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上山下乡”运动开展的如火如荼。在七零年六月，刚满十七岁，还是少年懵懵懂懂的我们，被上山下乡这股滚滚的历史洪流席卷到了农村。在农村，质朴的农村人，对我们是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让我们得也建康地成长。
光阴如白驹过隙，我们在农村，一晃就是几年了。
在1975年春天，伟人发表讲话说；“耕牛是农民的宝贝”。公社领导遵照上级领导传达的最高指示，在公社召开大会，公社书记在大会上强调各生产队必须加强耕牛管理。于是，我们队上队委开会研究，决定响应上级的指示对我队耕牛饲养场进行调整。原来我队饲养耕牛的是一个五、六十岁的干巴老头，瘦瘦的个子。空闲时，常常拿根旱烟枪坐在饲养场的门坎上叭达叭达抽叶子烟。老头姓张，无儿无女，听队上的人说，张老头解放前是在伪乡政府当乡丁。他在乡政府当乡丁的时候，有一天乡长叫上他去乡下抓壮丁。但是那个壮丁是住在他家附近的人，他认识的，乡长叫上，不得不去。于是，他背上枪在乡长的带领下和另外三个乡丁去抓壮丁。到了乡下，走到一个山坡的半山腰，远远看见该青年在水稻田中栽秧子，于是，张老头就炸呼呼地大叫；“抓倒，逮倒，不要让XXX跑了”。张老头隔这么远大声喊叫，实际上是张老头故意放水，让该青年跑。稻田中正在栽秧子的青年，听到喊声，抬头一看，远处几个背枪的人向他跑来。他在田中三步并成二步，脚上的泥巴都没洗，爬上田坎就跑，所幸，该青年跑脱了。所以，当地老百姓对张老头很感激的。张老头在解放前在伪政府当乡丁，没有什么罪恶，成立公社后，因为张老头是个鳏孤老头，我们生产队为了照顾他，就安排他到饲养场饲养耕牛。如今上级领导下了指示，饲养场的饲养员必须要根正苗红，身强力壮的人来饲养。于是，张老头就离开了他多年饲养的耕牛，队上就安排一个贫农成份叫蔡云成的人来饲养耕牛。因为我是插队知青，称牛草这个艰巨的革命工作就由我来担任了，实际上称牛草是一个很轻松的工作。
蔡云成，当年三十多岁，年青力壮。中等个子，紫铜色的脸庞，留着农村人那种小平头，方正约圆的脸，一对像水牛一样牯牯的眼晴布满血丝，嘴唇大而厚，声音洪亮，我称牛草他喂牛，我俩还搭档的来。
蔡云成的婆孃死的早，生小孩难产死的，给他留下一个男孩。他们蔡家在队上是一个大家族，姓蔡的特多，然而叫蔡云成的就有两个人。另一个蔡云成是队委，又是他的本家哥哥，队上的人为了区别，年长的就叫蔡大成，他就叫蔡小成了。
在队上出工时，蔡小成总是咪着一对牯牛眼，恬着脸，死皮赖脸地往妇女堆里凑，和一起出工的妇女开着粗俗的玩笑，给本家嫂嫂们说着露骨的下流言语，有时还动手动脚。有一天出工，他也死皮赖脸去和一个本家嫂嫂开玩笑，说些难听的下流言语。这个本家嫂嫂丈夫死的早，是个青年嫠妇，也是队上的妇女队长。妇女队长叫上几个妇女一咬耳朵（商量），妇女队长一使眼色（示意），几个女人一起向前，把蔡小成仰面朝天地按倒在地，四个妇女，分别抓着蔡小成的手和脚，抬起来左右摇摆，再向上一抛，落下，再抛，再落下，这样不断反复，我们这地方叫筛糠，直到他求饶才把他放开。因为蔡小成喜欢打闹，队上的人说他像鱼塘里的一条“闹塘乌棒”，队上的人就给他取了个绰号叫“乌棒”（乌棒，川南方言，就是乌鱼）。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地区搞兴修水利，一条旱河穿越我队而过。几年后，经过我队的那段旱河需要维修，在七四年下半年，我队上由队长带队，带了十几个壮劳力去出民工抬石头，队上每人每天记工十分。在七几年那几年，工分十分的一天劳动值是二角几分。那时在旱河工地上抬石头，由队上每人补助大米一斤三两（市斤，下同）作为民工中午的集体伙食。自然，生活的地方就安排在我们知青点了。
中午，抬石头的民工收工回来吃饭，民工们盛上饭，站着或坐着围着桌子吃饭。一会儿，桌上的菜肴被民工们像秋风扫落叶般一扫而光，桌上的残汤剩水已没留下一滴，一甑子干饭被民工们像风卷残云般，一会儿吃的干干净净。蔡小成端着刚吃完饭的空碗，走到甑子前，望着见底的甑子，摸摸嘴说；“这点饭还不够塞我的牙缝，我刚吃完饭，我还觉得肚子空空的。你们看，我的肚子还是扁扁的”，蔡小成说着，拍了拍他敞着的肚子。我们知青点一个叫二娃的知青听见了。于是，二娃走到蔡小成前面，对蔡小成说；“蔡小成，我再赌三斤大米给你吃，你敢不敢吃”，当时，队上的人和我们几个知青一起哄；“要的”，说干就干，二娃当着大伙的面，称来三斤大米，叫煮饭的吴大娘煮好饭端出来，蔡小成端上大碗盛上饭，蘸点豆瓣，当着大家的面，只见他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吃了会儿，甑子里还有少量的饭未吃完，二娃看见蔡小成吃的翻白眼了，怕出事，于是，二娃急忙给蔡小成说；“剩余的饭已经不多了，你吃不完都算我输。算了算了，蔡小成你不要吃了，算我输算我输”。大家看见蔡小成打着饱嗝，可能他也真吃不下了，这时，坐在凳子上的队长站起来招呼大家说；“上工了，大家上工了”，于是，大家一哄而散去上工了。
我们队上的养牛场，位于一个山坡的平地上，一排平房，墙垒的土墙，房顶盖的稻草。饲养场前是一个不大的土坝，土坝下面是口堰塘。蔡小成就负责喂牛，牵牛到水塘吃水，打整牛栏。我的工作就是收青草过称，再把青草的重量记在本本上，到月底交由记分员评工分。割青草的都是少年儿童，到傍晚，孩子们纷纷把青草背来过称。那时，蔡小成的儿子六岁多了。蔡小成的婆孃死的早，他也特别溺爱他的儿子，不让他儿子做任何事，有时候他的儿子一个人坐在坝子上玩。那年代，农村的孩子四、五岁就要被家长叫去割草交饲养场挣工分。有一次我收青草，看见一个四、五岁左右的男孩，背上背一个小背兜装满青草，头上代顶大草帽，裤子挽在脚腿上，光着脚丫子，天又下着小雨。小男孩嘴上骂骂咧咧，一步一滑走在泥泞的小路上，跟着前面几个大孩子背着青草来过称。我队上的割草匠娃儿（当地土话，对割青草小孩的称呼）也特调皮，看见蔡小成的儿子这么大都不做活，他们就去戏弄蔡小成的儿子。割草匠娃儿们看见蔡小成去别的牛栏打整卫生去了，一群割草匠娃儿围着蔡小成的儿子，“小乌棒，小乌棒”地叫，并骂他；“小乌棒，你龟儿子才安逸呀！不做活路，光球耍”。有调皮的娃儿还去拍蔡小成儿子的头，用脚去踢他。蔡小成的儿子当然不是这群割草匠娃儿的对手，于是，蔡小成的儿子便大哭起来，并喊他老汉，说有人打他。这时候蔡小成从牛栏里冲了出来，鼓着一对像牯牛一样血红的双眼，对割草匠娃儿们破口大骂，一边挥动着手中的大扫把威胁着这群割草匠。这群割草匠看见蔡小成大骂着冲了过来，哄的一下，全跑了。说实话，这些割草匠娃儿对我很尊重，我称青草时，说多少斤就是多少斤，从不质疑我称的重量，他们也怕我。有一次我收青草，一个小女孩在墙角哭泣，我走过去问她哭什么，她说；“你不收我的青草”，我马上回答；“对不起，我没有看到你”。我队上的这间牛栏屋光线特别差，到傍晚收青草时，十几个娃儿围着我吵吵闹闹。孩子们你推我一下，我又掀他一下，所以，站在墙角这个小女孩我就没有注意到，称了她的青草后她才破涕一笑。
光阴如梭，一晃几个月过去了，也进腊月了。我喂了头猪，已经百把斤了。眼看要过春节了，于是我想把猪儿杀了过春节。那时候政策规定农民杀猪必须要交供销社一头猪，叫毛猪，否则，杀私猪被政府知道要被没收的。在那时候，我大队有一个生产队，就有十几户农户杀私猪，生产队和大队干部知道的，因为是乡里乡亲，不是亲戚就是朋友，杀私猪的全是贫下中农成份，干部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着不知道。这个队有个姓陈的地主子女（何谓地主子女，就是地主的儿子、女儿及所有的家庭成员的称呼），因为他家成份高，不敢杀私猪，但队上的人杀了私猪却没事。这个地主子女心里不平衡，他趁赶场的时候就到公社去反映他们队上有人杀私猪。当然，第二天上午公社就派个干部下队上来调查。来调查的干部坐在队部，派人去通知陈姓地主子女来队部核实他所反映的情况。陈姓地主子女刚走到队部门口，被一个事先知道他要去队部的干部那里反映情况的人拦了下来。这个拦人的是个石匠，他也杀了私猪，他怕杀私猪的事曝露，上面追查。该石匠在队部门口拦下陈姓地主子女，石匠从腰下抽出皮带，不问青红皂白，对着陈姓地主子女猛抽，其他杀私猪的社员围了上来。来调查的干部看见打的兇了，场面乱了，干部赶紧走出来拦着打人的石匠，说；“算了算了，不要打了，你们没有人杀私猪”。那个石匠就顺坡下驴，住了手。干部只好不了了之，提上包包走了。可能这个干部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干脆卖个人情，走了。那时候，成份很重要，做同一件事，贫下中农做了就没事，成份高的就不行。被打者是地主子女，打人者是贫农，所以，陈姓地主子女就白挨打了。其实，那个陈姓地主子女我认识，他和我队上的一户人是亲戚，是一个和蔼可亲随和的人，我们还在一起喝过酒。当我听说此事，我只有唏嘘了。
在那个年代，我喂一头猪都不容易，那来另一头猪去交毛猪，但是可以去买一张毛猪票来交。到腊月了，那时毛猪票特贵，要六十几元一张，听说有的地方也涨到一百元一张了。我在生产队一天的劳动值才一角多钱，拿什么钱去买毛猪票。因为我们工作关系，我便找来蔡小成商量，告诉他我准备杀私猪，蔡小成自告奋勇给我说，他来杀猪。
眼看也到腊月中旬了，有一天，我请来了我几个朋友，叫上我两个弟弟。晚上我们收工后，和蔡小成来到我家。由蔡小成执刀杀猪，朋友们按猪，我老婆接血旺。因为我家建在一个小山坡上，为了不让队上的人发觉，我就打掩护，我站在我房前的坝子上吹笛子。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农家小院的房顶上冒出阵阵炊烟，飘飘荡荡，向田野漫去，然后向空中散去。我高亢，尖锐的竹笛声，划破夜空，飘向原野。我酣畅淋漓地发挥着，竹笛声掩盖了猪儿的嚎叫，过了许多，我老婆也煮好了一锅鲜肉汤，炒好了几个菜上桌了。她出来叫上我，我回屋和朋友们尽情地喝酒吃肉，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几十年后，我和我的弟弟聊起这事，弟弟告诉我说；“哥哥，那晚你的笛子吹的真好”。
我杀了猪儿几天后，有个干部带着两个民兵，走到我家里告诉我说，有人反映你杀私猪。他带上两个民兵在我家里像征性地随便翻了翻，看了看，就走了。其实，我是知道的，他们真的只是像征性地做做样子。我队上的老农，队上和大队的干部们，他们对我们这些插队青年，都在默默地关心照顾着我们。有的老农，及生产队长，他们就像他们的子女一样爱护着我们。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虽然他们至今不在人世了，时至今日，我们的队长，我队上的大爷大妈们，他（她）们的音容像貌至今还镌刻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每忆至此，不由我潸潸然。
我在这里向上苍祈祷，我们的队长，我们的大爷大妈们，祝愿你们在天堂幸福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