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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诗说中国》是首部以古诗及注论形式总结和致敬中华民族众多圣贤豪杰的著作，是为了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用古诗概括、歌咏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生平事迹及其精神风貌，融文史哲于一体，显精气神于一言，唯愿广大青少年通过诵读后烙印于心，得圣贤精神滋养、贯通中华文脉、鼓舞华夏儿女大步前行，慎终追远以继往开来，与古今贤哲一道，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此诗由国画家巩永孝绘制《诗圣杜甫济苦怜贫》诗意图，本文选自廖彬宇先生《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义三百图》，由著名文化学者张红星教授注解。全书365篇内容将陆续发布，每幅图之命名均为相关成语。
癸未岁怀杜甫七律
何故平生时运乖，萧萧茅屋诉哀哉。
沧桑从古藏真义，雨雪经年育美材。
觉世牖民方谓圣，吟风弄月并非才。
虽言报国无门径，却有天门暗里开。
黄德劲先生诗评：
彬宇先生怀杜甫七律诗，别出心裁，独抒胸臆，不言诗，言时；不重才，重材。感风霜，叹沧桑，而天道人情流蕴其间矣！杜甫生于安乐，死于忧患，命运不可谓不乖蹇。而其心怀家国，感时忧民，如椽巨笔，沉郁顿挫，诗名垂宇宙，又何其令人崇仰？无觉世牖民之志，则不足以立；无志气难舒之磨，则不足以成。“天门暗里开”，陶铸万古才！彬宇先生诗意，实身居挫屈中人之指路明灯也！
杜甫（712年2月12日——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杜少陵、杜草堂，有“诗圣”“诗史”之高誉。
谨依廖先生诗意，以“感时花溅泪”“穷年忧黎元”“杜子美为首”分别简析之。
感时花溅泪
“何故平生时运乖，萧萧茅屋诉哀哉。”彬宇先生首联便发出疑问：杜工部一生的命运为何如此坎坷漂泊，以至贫无立锥之地，茅屋为秋风所破，流离失所，生无可恋？其实杜甫的家世，原本不错的。
《旧唐书·杜甫传》：
“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曾祖依艺，位终巩令。祖审言，位终膳部员外郎，自有传。父闲，终奉天令。”
根据冯至先生《杜甫传》，杜甫是晋代名将杜预（222——284）的第十三代孙。杜预是京兆杜陵人。杜预的少子杜耽为晋凉州（甘肃武威）刺史，杜耽孙杜逊在东晋初年南迁到了襄阳，任魏兴（陕西安康西北）太守，是襄阳杜氏的始祖。逊子乾光的玄孙杜叔毗为北周硖州（湖北宜昌西北）刺史。叔毗子鱼石在隋时为获嘉（在河南省）县令。鱼石生依艺，为巩县令，迁居河南巩县。依艺生审言，为膳部员外郎；审言生闲，为奉天（陕西乾县）县令，是杜甫的父亲。杜甫的远祖是京兆杜陵人，所以他自称“京兆杜甫”；又属于襄阳杜氏的支派，所以史书上说他是襄州襄阳人；他降生的地点则在河南巩县。
杜甫在《进雕赋表》里说，他的祖先自从杜预以来，就是“奉儒守官，未坠素业”。不难看出，杜甫是出身于一个有悠久传统的官僚家庭。这样的家庭有田产不必纳租税，丁男也不必服兵役，在社会里享有许多封建特权。它和名门士族通婚姻，遵守儒家的礼教，专门辅助帝王，统治人民。到了杜甫降生后，家庭声势已经不如往日煊耀，渐渐衰落下来，但是元旦聚会，依旧被乡党赞羡，每逢婚丧，远近的亲友都走来观礼。由此可以理解杜甫庸俗的一方面，他中年时期在长安那样积极地营谋官职，不惜向任何一个当权者寻求援引，这和家庭传统是分不开的。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给“奉儒守官”的杜氏家中又添上一个新的传统：诗。杜审言少年时，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共同被称为“文章四友”。他与较晚的宋之问、沈佺期齐名，是五言律诗的奠定者。这是杜甫的家学渊源，他本人也以“吾祖诗冠古”自傲，并在儿子宗武生日时谆谆告诫:“是吾家事。”
杜家是有侠义之风的。武后时，杜审言被贬为吉州（江西吉安）司户参军，与同事不和，司马周季重受了司户郭若讷的蛊惑，诬陷他，把他关在牢狱里。儿子杜并时年十六岁，看见父亲遭受这样的冤屈，饭菜都吃不下去，形容憔悴，却尽量压抑着内心的愤恨。终于有一天乘人不备，杜并用短刃猛刺季重，季重受重伤，杜并则当场被人打死。季重临死时忏悔说:“我不知道审言有这样的孝子，郭若讷把我害到这种地步！”审言因此得救，回到洛阳。洛阳亲友皆深受感动，著名文士、宰相苏颋专门为杜并作墓志，后来杜甫也以自己是杜并的侄子为荣。
杜甫的母亲出于清河崔氏，也是名门望族，可惜的是她在杜甫幼年时就死去了。但杜甫自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他自小好学，“读书破万卷”，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少年心性，活泼向上，“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也是个顽皮的孩子！更重要的是，杜甫接受到了全方位的文化熏陶和浸染：
五六岁时在河南郾城看过舞蹈家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在洛阳尚善坊的岐王李范宅里，遵化里玄宗宠臣崔涤堂前，听过李龟年的歌声；在洛阳北邙山顶玄元皇帝庙里欣赏过画圣吴道子画的五圣尊容、千官行列……当时社会名流崔尚、魏启心看到他的习作，夸奖他有班固、扬雄之风，甚至李邕、王翰等长辈也屈尊来访问他。
然而真正踏上人生征程的杜甫，似乎再也没有过顺利从容，“幸福安康”。杜甫研究专家萧涤非先生在《杜甫的生平与创作》中以四个分期梳理了杜甫颠沛流离的一生，简选如下：
读书游历时期（712——745），包括他三十四岁以前的作品。
杜甫三十四岁以前，正是所谓“开元盛世”，他自己也过着一种“裘马颇清狂”的游历生活，“快意”了“八九年”。因此，这一期的诗，主要是写个人生活或摹写景物，充满一种年少气盛的活力。但在个别诗篇里，我们也可看出诗人杜甫对人民的灾难已流露了同情，对上层社会的“机巧”，也初步有了憎厌，这正是他此后诗歌长大的根苗。在诗的体裁方面，这时写得最多也最成熟的是五言律诗，其次是五言古体诗。此一时期可以看作杜甫的创作准备期。
困守长安时期（746——755），包括杜甫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的十年间的作品。
这十年，杜甫差不多一直是住在长安，这些作品也差不多全是在长安作的。杜甫来到长安，在他的生活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因为这对于他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有着重大的意义。
长安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但也是罪恶的渊薮。杜甫在当时有一定的身份，有机会看到那天堂的一面，同时由于在政治上的失意和物质生活的奇苦，又有可能看到地狱的一面，接触到人民生活。这样，就使他对统治阶级有了进一步的憎恨，对人民有了进一步的同情，从而创作出像《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和《赴奉先咏怀》等具有深刻思想性的诗。据现存诗来看，杜甫这十年写了一百一十首左右的诗。饥寒交迫的生活，使他不可能写出太多的诗。体裁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七言古，竟写了二十八首之多。悲愤激动的心情，是需要这种“长句”来发泄的。
陷安史叛军中、为官时期（756—759）这一期，包括杜甫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的四年间的作品。
综计在这四年中，杜甫陷安史叛军中约九个月，为官约两年零两个月。这一期，虽只四年，但在杜甫的创作史上却是一个最重要的四年。从作品数量来看，这一期比之长安十年，要多到一倍以上，一共写了二百四十九首诗。从作品的质量来看，内容也非常充实，并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在全部创作中形成一个顶峰。
由于“负恩殊禽兽”的安禄山倒行逆施，激化了当时的民族矛盾，杜甫因陷身叛军中的关系，又曾亲自尝到国破家亡的痛苦，亲眼看到了胡兵的屠杀，所以这一时期作品最突出最显著的特征，便是爱国精神。杜甫的一喜一忧，那样敏感地和当时一战的一胜一败、一地的一得一失相适应着。
杜甫虽然作了两年多的官，但由于唐肃宗的疏远和贬斥，反而使他能够一再地得到深入现实、深入民间的机会，这是为什么杜甫在做官时期还能创作出辉煌的现实主义诗作的根本原因。这一时期五言古体诗写得最多，有九十首，七言古体有二十二首。最长的一篇五古《北征》，最长的一首七古《洗兵马》都写于此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杜甫还创作了一生中最不朽的史诗——“三吏”“三别”。 “三吏”即《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 “三别”即《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安史之乱带给人民的深痛灾难，在这些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
“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
“我里百馀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
“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
漂泊西南时期（760——770），这第四期，是最后一期，包括杜甫四十九岁到五十九岁的十一年间的作品。
杜甫这十一年间的漂泊生活和创作生活，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夔州以前是第一阶段，计六年多（七六○年正月——七六六年四月），其中住在成都草堂前后约五年。在这一阶段里写了四百八十五首诗。移居夔州是第二阶段，约二年（七六六年四月——七六八年正月），时间不长，作品最多，一共写了四百三十七首诗。夔州以后漂泊湖北和湖南是第三阶段，为时不到三年（七六八年春——七七○年冬），这时诗人杜甫已是一个残废的老头了，但还是写了一百五十首诗。
杜甫在这十一年中总共写了一千零七十二首诗。占现存作品总数量的百分之七十三强，约等于第二期(长安十年)的十倍，和第三期的四倍半以上。由此可见，在创作的道路上，杜甫是“老当益壮”、“死而后已”的。这种始终如一、艰苦卓绝的创作精神，尤其值得肯定。
最值得注意和珍视的是他的政治抒情诗——主要是政治讽刺诗。杜甫是一个“穷年忧黎元”的诗人，然而在他漂泊西南的十一年中，人民生活一直没有改善，国家命运一直没有多少好转，所以这类政治讽刺诗一直贯串着他这一时期的三个阶段。这些讽刺，有的是尖锐而精辟的议论，如：“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莫令鞭血地，再湿汉臣衣！”有的是借用景物，出以比兴，如《枯椶》《病橘》等诗；有的则驱使典故来揭露丑事，如《诸将》：“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写皇家坟墓的被发掘。其他直接反映现实的诗，也往往在叙事中夹杂议论或感愤，带有浓厚的抒情气息。这种现象是前此所少有的。此时杜甫开始大量更多地使用近体诗——律诗和绝句，特别铿锵有力，如同匕首投枪，一针见血，以少胜多。
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便写于此时。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可以想见，在深秋的冷风中，本来便难蔽风雨的破茅屋，被掀去了顶盖，又被趁火打劫的孩童洗劫一空。雨漏不止，被冷似铁，长夜漫漫，何曾眠得？！多么萧瑟凄凉的一幅画面！正如彬宇先生诗言：“萧萧茅屋诉哀哉”。破败的茅屋在控诉命运的不公时代的不幸！然而即便如此，诗人的心肠依然是热的，期愿的依然不是自己，而是：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何故平生时运乖，萧萧茅屋诉哀哉。”可以说，诗人自告别裘马轻狂的青少年时期，其后一生都在“感时花溅泪”中度过，乖蹇崎岖，艰辛备尝，却从未冷却了一颗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心。诗，便是他的武器，他的血肉，他的苦辣酸甜忠肝义胆啊！
穷年忧黎元
“沧桑从古藏真义，雨雪经年育美材。”沧桑的真义是什么？是雨雪经年育美材。彬宇先生暗用了一问一答的设问，给诗圣沧桑的一生一个深刻的注脚：作为诗坛的参天大树，杜甫久经风雨，历尽了磨难，锻造了伟大，成就了辉煌——辉煌史诗也。
杜甫研究专家莫砺锋教授在《杜甫评传》中写道，仿佛是命运的有意安排，天宝五载（746），也就是唐玄宗已经册立了杨贵妃而且日益昏聩荒淫，李林甫已经排斥了异己而独揽政事,朝政和整个社会日趋黑暗的时候，杜甫来到了唐帝国的京城长安。也仿佛是命运的有意安排，在那个以诗赋取士的时代，杜甫却偏偏科场蹭蹬。他在开元二十三年（735）应进士试不第，天宝六载（747）应制举又被李林甫黜落，天宝十载（751）献《三大礼赋》，也没有得到一官半职。此时杜闲已经去世，杜甫的经济来源断绝了。这样，诗人就在长安过了近十年“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的贫困生活。对于要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杜甫来说，那是一段多么辛酸的岁月！可是对于日后要登上古典诗歌高峰的杜甫来说，又是一段多么幸运的经历！如果杜甫科场得意，或通过其他途径而挤进了统治集团，那么，即使他能够独善其身而不同流合污，但优越的政治地位和优裕的物质生活必然会使他离帝王权贵较近而离下层人民较远。那样，他就无法看清那隐藏在花团锦簇的繁荣外表下的人民苦难与社会危机了。幸而杜甫始终被排斥在统治集团之外，他过着“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有时还穿着粗布短衣与贫民挤在一起去买太仓的减价米，这使他很快就从早年的浪漫幻想中清醒过来，开始冷静地观察社会。在哭声震天的咸阳桥头，诗人细细聆听着征夫的怨愤诉说。在仕女如云的曲江池畔，诗人远远地冷眼观看杨氏兄妹的奢华排场。于是，《兵车行》《丽人行》等一系列深刻反映了唐帝国正在走下坡路这个社会现实的诗篇问世了。到安禄山叛乱的前夕，杜甫终于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惊心动魄的诗句，不仅对当时的黑暗现实发出了沉痛的控诉，而且对整个不合理的封建社会作了深刻的揭露。“诗穷而后工”，十年长安的困顿生活，对杜甫的创作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安史之乱的爆发，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同时期的诗人如李白、岑参、高适、王维等，都没有像杜甫一样，始终与战乱、灾荒相纠结，凡是人民所遭受的痛苦，他几乎都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了。
天宝十五载（756）四月，杜甫往奉先（今陕西蒲城）携家人至白水（今陕西白水）依舅氏崔顼。六月，潼关失守，白水告急，复携家逃难，经三川（今陕西洛川）而至鄜州（今陕西富县）的羌村。八月,诗人单身赴延州（今陕西延安）投奔灵武，中途为叛军所俘，虏至长安，次年四月冒险逃归凤翔。乾元二年（759）七月，因关中饥馑，诗人弃官携家逃往秦州（今甘肃天水），复经同谷（今甘肃成县）而往成都。数年之间，诗人流离失所，受尽了战乱和灾荒的折磨。即使在诗人远离兵连祸结的中原之后，他依旧亲身经历了上元二年（761）的段子璋之乱、宝应元年（762）的徐知道之乱、水泰元年（765）的崔旰之乱、大历五年（770）的臧玠之乱等地方性战乱。
正由于杜甫在乾元二年春由洛阳返华州（今陕西渭南华州）途中，亲耳听到了石壕村里官吏如狼似虎的咆哮和新安道上百姓肝肠欲绝的痛哭，亲眼看到了新婚夫妇的生离和垂老翁媪的死别，才写出了“三吏” “三别”这种不朽之作。
风雨经年，不改初心。冯至先生说，杜甫很早就把自己比作葵藿，他说，“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这俨然是一句终身的誓词，他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处境，都不能改变这个关心朝政的“倾太阳”的“物性”。他晚年在湖南,“右臂偏枯半耳聋”，感到“年年非故物，处处是穷途”(《地隅》)，但他依旧是痛苦越深，毅力越强，“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 《泊岳阳城下》）。认识到这种坚忍不拔的积极精神，才能理解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凤凰台》《朱凤行》一系列的高歌，宁愿牺牲自己，使人民能够得到幸福；才能理解他“芟夷不可阙，疾恶信如仇”(《除草》)“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五首》之四）那类的诗句，爱憎鲜明，有充沛的战斗力量；才能理解他绝大部分的诗篇中个人的喜怒哀乐和国家与人民的命运是那样声息相通，血肉相联。
杜甫一生关心政治，也一生锻炼诗篇。他从七岁开口咏凤凰起始,直到在死亡的前夕，病卧舟中，还以极大的功力写出《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的排律，结束了他悲剧的一生为止，从未停止过歌唱。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诗是吾家事”“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一方面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一方面是“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汝师”，既对自己严格要求，又不断地向古人和今人虚心学习。
杜甫写出来那么多撼动心灵的五律、七律，以及一部分长篇的排律，这是他在中国诗歌史里的巨大的贡献之一。为了字斟句酌，出语惊人，他要不断修改，改好以后还要反复吟诵，也是为了字句的精确和音调的完美。他下了许多苦功夫，一再地提到写诗的“苦用心”，常说“更觉良工心独苦” “意匠惨淡经营中”。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偶题》）杜甫谦虚谨慎的学习和苦心孤诣的写作使他的诗歌获得巨大的成就，留下来无数用血泪写成、引起后代千万读者同情和敬仰的“诗史”。但是他的诗的成就，只靠着高度的艺术修养是不够的，主要还是决定于他的爱祖国、爱人民的政治热情，以及饱经沧桑的人生经历。写诗真正取之不竭的泉源是现实生活。明朝末年，有一位热情的杜甫研究者王嗣奭，对于杜诗作过不少精辟的分析和阐述，在论到“三吏”“三别”时说，这样的诗，“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以事至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秋之泪”。
“若有神使之”，这个“神”是什么？正是杜甫忧国忧民的政治热情和他高度的艺术修养。而杜甫永不熄灭的政治热情的根源在哪里？
莫砺锋教授认为，还是深深的儒家思想，扎根在杜甫的心里。他分析说：
唐代是一个思想比较解放的时代。在唐代，儒、道、释三种思想流派都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支持，思想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纷局面。盛唐时代的诗人思想既复杂又活跃，王维信佛，李白好道，都是很著名的例子。杜甫则与众不同，他虽曾在青年时代往王屋山谒道士华盖君，晚年也写过“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谒文公上方》)，“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之类诗句，但那仅是一时的冲动之举和兴到之言，就其思想的主要倾向而言，我们完全同意清人刘熙载的论断:“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艺概》卷二)杜甫继承了“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始终以儒家思想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在今存杜诗中，共有四十四处提到“儒”字，其中有二十处直接与他自己相关。杜甫再三地自称：
“儒”——“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
“儒生”——“儒生老无成，臣子忧四藩。”(《客居》)
“老儒”——“社稷缠妖气，干戈送老儒。”(《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
“腐儒”——“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江汉》)
这些话有时似乎是自谦自抑之词，但实质上却含有深深的自豪感，体现了诗人对自己儒者身份的珍视。当然，杜甫也曾有过“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慨叹，有过“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七)的懊恼，甚至还有过“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的牢骚。有的论者认为杜甫的这些牢骚表明他对整个儒家思想产生了怀疑，这是被杜甫愤激的反语瞒过了。诗人们在表达极端愤激的感情时，往往出之以奇诡的反语，自阮籍《咏怀诗》之后，不乏其例。即如杜甫的《醉时歌》，王嗣奭在《杜臆》卷一中对之有很准确的理解：“此篇总是不平之鸣、无可奈何之词。非真谓垂名无用，非真薄儒术，非真齐孔、跖，亦非真以酒为乐也。杜诗‘沉醉聊自遣，放歌破愁绝’，即此诗之解，而他诗可以旁通。”
其实，从这种愤激之词中，正可以体会到杜甫对儒术的眷恋之情。儒家总是主张积极入仕的。就杜甫一生的行事来看,“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对他产生的主要影响绝不是“积极地营谋官职”，而是坚信儒家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这对诗人杜甫的长大起了积极的作用。
正是这种贯注一生的对儒家精神的高度信仰，让杜甫抵御住了风风雨雨，忧时伤怀，以笔为剑。中华书局之“中华先贤人物故事汇”《杜甫》（石任之 著）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描写：
李白朗声长笑：“……司马炼师年近九旬，童颜轻健，好像是三十多岁的人。炼师此去仙山蓬莱，或许正是赴群仙盛会。我自幼有心向道，而功名之心不息，犹抱一线立功不朽的念头。所以暂弃丹书瑶琴，所愿以我之所能，为君王之辅弼，使天下安定，海内清明，待对君亲应尽的道义尽了，再学范蠡、张良，从此江湖浪游，清风扫门，明月侍坐。可出蜀二十余年，得到的不过是些虚名而已。倒不如早早餐紫霞，荫青松，驾鸾鹤虬龙，候一朝飞腾。”
杜甫道:“太白兄天人之姿，无论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或是游于天地烟景，写大块文章，都从容自如，让人钦羡。”
李白回头看了杜甫一眼:“杜二啊，你这年纪，有功名的念头理所应当。我看你对道家典籍甚是熟悉，不如去应道科试一试。”
原来唐代科举的名目很多，因信仰道教的缘故，玄宗专门开设了新的科举门类。学习《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庚桑子》等道教经典，也可以参加考试，谓之“道科”。另一位诗人元载累试不第，改应道科后，得授邠州尉。而这年冬天与李白、杜甫同游单县的大诗人高适，也于数年后年近五旬之时，在宋州太守张九皋的推荐下应试道科而中举。可杜甫却始终不肯去考道科。
杜甫道:“愚生也驽钝，不敢企盼长生之术，倒颇有意于岐黄。太白兄遍历名山之时若看见瑶草灵芝，可召我同去。”
李白道:“子美道心不坚啊。也罢，待我优游云海归来，必当赠故人以金丹。就怕你如嵇叔夜一般，仙缘未到。”说罢大笑。
魏晋时，名士嵇康曾在山林大泽中采药，偶得山林之趣，便怡然忘归，樵夫遇到他，以为是神人。他曾遇到后来成仙的王烈，王烈在山中发现饴糖一样的石髓，自己吃了一半，剩下一半给嵇康。没想到嵇康刚一接过，石髓便凝结成石块。王烈又在石室中看到一卷素书，立刻让嵇康去取，而仙书也旋即不见。王烈于是叹息道:“叔夜志向与情趣都不平常，却总是不能遇上仙缘，这是命啊！”
杜甫说道:“我二十多岁时，也曾肥马轻裘周游吴越，一时盛气不输五陵少年。而近年颇多惴惴，实在是因为内自不足。恣纵之时，每忆我家当阳君，顿觉悚然，不敢忘本，不敢违仁，也不敢与古人相比，诚以为仙山在远处，君父在近侧。”
李白笑着摇摇头。杜甫所说的当阳君，便是杜氏最知名的远祖，西晋名臣杜预。杜预精于谋略，平吴有功，受封当阳县侯。他博学多通，于律令、政务、历法、农业、水利、建筑等，皆有造诣，因此世号“杜武库”，是杜甫终生仰慕的偶像。
……
杜甫道：“愿君栖烟林，坐松月，终得长生法门。”
李白道：“休明盛世，方当壮年。子美，你是儒生，多自勉励吧。”
即便是自己一生崇仰，有着深厚友谊的李白，也并不能让杜甫改易骨子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志向，风雨沧桑又算得了什么？
“觉世牖民方谓圣，吟风弄月并非才。”彬宇先生此联，道出了人之顶天立地的使命，诗之教民化俗的大用。诗不是用来吟风弄月的，人不是生来浑浑噩噩的。觉世牖民，开启民智，启沃君心，才是圣人的志向，才是诗教的功用。杜甫一生诗千首，风花雪月从不说。即便有些描写景色的小情调，也寄寓了人生的理想和情怀。
诗言志。杜甫是有志向的行者，一生用诗记录历史，抒发深情。
在时代的巨变之下，杜甫个人的生活也同样发生显著的变化，他从一个官僚家庭的子弟转变为一个常常衣食无着、贫病交迫的“众人”（他自己常说:“生涯似众人”《上韦左相二十韵》“老逐众人行”《悲秋》）。冯至先生1962年4月17日在杜甫诞生12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说道，由于个人的贫困，他逐渐接近贫困的人民，深切地体会到人民的哀乐和愿望，同时他念念不忘国家的危机和民族的命运，因此他写的诗便成为这个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时代的一面镜子。
……杜甫在这混乱的封建社会里，“兵革自久远，兴衰看帝王”，总是把改善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他对于不自振奋的皇帝，时而规劝，时而讽喻，有时也进行大胆的揭发，幻想皇帝能行俭德，有一番作为，不是迫切地喊出“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就是谆谆地论述“由来强干地，未有不臣朝”（《有感五首》之四）。尽管他在诗里苦口婆心，反复陈词，这些话是不可能听到皇帝的耳里去的。他时常梦想“贞观之治”的再现，但是造成“贞观之治”的客观的和主观的条件都已不存在了。这是封建社会一个出身于统治阶级而又爱祖国、爱人民的诗人在所谓君昏世乱的时代里常常遇到的悲剧,到了皇帝或国王这一关，矛盾就无法解决了。这是屈原经历过的悲剧,也是杜甫的悲剧。
杜甫在这样的悲剧中，虽然也间或流露出消极的、感伤的情绪，但主要的是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政治热情。“尚思未朽骨,复睹耕桑民”（《别蔡十四著作》），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宇宙澄清的希望。他不曾像白居易那样，在写了大量能代民立言的讽喻诗以后，在晚年写了许多千篇一律乐天安命的闲适诗，并且用孟轲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作为他政治热情减退、态度转为消极的根据。杜甫是达则兼善天下，穷却不肯独善其身。他在肃宗时充当过短时期的谏官左拾遗，这本来说不上什么“达”，他却不顾生死，充分执行了左拾遗的任务，因而引起皇帝的不满，他从此与长安永别，流离半生。对于朋友，他也经常勉励以国事为己任。严武入朝时，他向他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他在长沙寄诗给道州刺史裴虬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在这同一首诗里，他说他自己是“齿落未是无心人，舌存耻作穷途哭”，这是多么坚强而卓绝的精神。
在杜甫笔下出现的“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的贤臣,“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的战士，乃至“下愍百鸟在罗网”的朱凤和“急难心炯然”的“义鹘”，其实都是诗人的自画像！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从未停止观察，从未脱离现实，从未放弃思考，也从未丢掉自己给自己背负的担子。他手中的笔，时时刻刻想着上达天听，济世利民。历史上吟风弄月者多矣，谁能若诗圣之载道弘名也？而其诗之风格，也正是“沉郁顿挫”四字——深沉，厚重，一唱三叹，千折百回，抑扬顿挫，回味无穷也！
杜子美为首
“虽言报国无门径，却有天门暗里开。”虽然杜甫有冲天的诗才，然而他本人在有生之年，既未曾见，也很难说预见到自己“诗名垂宇宙”。但是天道不爽，自有回报。心怀家国苍穹的耕耘者，天不负也。坡翁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实非幸至哉。
冯至先生曾经专门谈及此问题。杜甫对于他以前的和他同时代的诗人，都热情地给以恰如其分的称赞和公正的评价，这些论断，就是我们现在看来，基本上还是适当的。但是当时人们对于杜甫，却十分冷淡，在他同时代比较著名的诗人中，无论是识与不识，竟没有一个人提到过他的诗。像杜甫写的这样杰出的诗篇，在当时受到如此冷淡的待遇，几乎是难以想象的。看来杜甫晚年在《南征》一诗里写的“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并不是徒然的。并且从《戏为六绝句》里还不难看出，诗中提到的一些任意嗤点、轻薄为文的“后生”说不定也正是杜甫的反对者。杜甫为庾信和初唐四杰辩护，也正是为了自己。后来韩愈所说的“不知群儿愚，哪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更足以证明有这样的事实。这些渺小的反对者早已“身与名俱灭”了，但他们还是代表了当时的一般风尚。
杜甫逝世后不久，润州刺史樊晃编《杜工部小集》六卷，在序里说，杜甫遗有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间；又说，“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这篇序是很有意义的，它可以说明，杜甫死后，杜甫的文集只行于江汉之间，并不普遍，甚至江东一带还不甚知道他。
到了元和年间，杜甫逝世四十年以后，才起始听到对于杜甫的尊崇和赞颂。元和八年（813）元稹为杜甫写了墓志铭，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写了《与元九书》，元和十一年（816）韩愈写了《调张籍》。在这些诗文里我们起始听到杜甫与李白并称。元白由于他们的文学主张格外推崇杜甫，韩愈则更多地歌颂了李白。
宣宗时任过校书郎的顾陶有《唐诗类选》二十卷，现已失传。从胡震亨的《唐音癸签》，我们知道，选诗一千二百三十二首，选录的诗人也相当全面，顾陶在序里说，“国朝以来，杜李挺生，莫得而间”（ 卷三十一）。《类选》里选了大量杜甫的诗，这说明杜甫的诗经过元稹、白居易、韩愈和稍晚的李商隐、杜牧等人的提倡和称颂，已被人承认，这时距杜甫逝世已有八九十年之久了。
然而苦心人，天不负。吹尽狂沙始到金。莫砺锋教授说，对于文学家及其作品来说，时间是最公正、最具权威的评判者。在流经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这条长河中，有许多作家曾经名动一时，灿若明星，但曾几何时，他们的光彩逐渐暗淡了。他们那些曾经使得“洛阳纸贵”的作品也成为尘封鼠啮的一堆故纸，有的甚至湮灭无遗。然而也有相反的现象，有少数作家生前不甚为文坛所重，身后的声誉却与日俱增。前一类作家有如碎石细沙，最终被不舍昼夜的流水淘尽。后一类作家则如沙中之金，愈经磨洗愈能发出灿烂的光辉。杜甫就属于后者。
杜甫的诗中唐时被“高看一眼”，地位已经超过了王维等人，而与李白分庭抗礼了。及至晚唐，李、杜齐名已成为诗坛的共识。杜牧诗云:“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少陵鲸海动，翰苑鹤天寒。”李商隐诗云：“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
在被后人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看来，李白、杜甫无疑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与此同时，杜诗也开始受到选家的青睐。从晚唐以来，杜甫及杜诗开始得到各种桂冠，择其要者，有下面三说:
(一)“诗史”。晚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
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此说得到后人广泛的认可，如北宋黄庭坚诗云:“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
(二)“集大成”。北宋秦观《韩愈论》云：
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当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岂非适当其时故耶？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
“集大成”之说实乃当时人之共识，苏轼云:
“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
又云：
“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而且，早在元稹所作的杜甫墓系铭中已说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这段话虽未拈出“集大成”三字，但这层意思已经呼之欲出了。
(三)“诗圣”。南宋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云：
苏、李之诗，子列子之御风也。杜、黄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无待者，神于诗者欤？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者欤？
杨万里此论，后人多予引述，因为他首先标出一个“圣”字。虽然事实上这也不是杨万里的独得之秘，此前早有人暗含“圣人”之意。
上述三种称号，尤其是后两种，可说是古代诗歌史上至高无上的称誉。杜甫戴上这两顶神圣的桂冠，历时千年而不被认为僭越，可见他在古代诗歌史上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哪位文学家的作品拥有像杜诗那么多的注本。自从南宋出现《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等注本后，“千家注杜”的说法就广为流传了。为什么后人注释杜诗、研究杜诗的兴趣经久不衰呢？元好问的诗句“少陵自有连城璧”正好可用来回答这个问题：杜诗多方面的高度成就使它成了一个取之不竭的艺术宝藏，尽管前人已在其中辛勤发掘且所得甚多，后人也不会空入宝山。
这位“集大成”的“诗圣”是怎样产生的？就像传说中的古代圣人都具有一番神奇的来历一样，相传杜甫也是来历不凡。五代人冯贽《云仙杂记》卷一《文星典吏》条云：
杜子美十余岁，梦人令采文于康水。觉而问人，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见鹅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汝下谪，为唐世文章海。九云诰已降，可于豆垅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诗王本在陈芳国，九夜扪之麟篆熟，声振扶桑享天福。”后因佩入葱市，归而飞火满室，有声曰:“邂逅秽吾，令汝文而不贵。”
这个神话当然不能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认为，即使像杜甫这样一位无与伦比的伟大诗人，他的产生也是可以用事实来说明的。当然,产生“诗圣”的条件绝不是单一的、平常的。而安史之乱前后的黑暗、动乱时代，对我们的“诗圣”起了更重要的“玉成”作用。
杜甫一生的遭际此前已经略述。优秀的诗人都是时代的晴雨表,而在社会急剧变动的关键时期出现的大诗人，更能敏锐地感觉到时代的脉搏。不管他们对行将消逝的旧事物是哀悼还是诅咒，也不管他们对行将出现的新事物是欢迎还是拒斥，他们的内心都会因时代的疾风骤雨而引起巨大的波澜，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激昂慷慨、哀伤愤怨，忧来无端，长歌当哭。在杜甫之前，有行吟泽畔的屈原，在杜甫之后,有悲歌“万马齐喑”的龚自珍，他们都是时代所造就的伟大诗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之所以能成为“诗圣”，确实是受到了那万方多难的时代的玉成。
由此而想到彬宇先生所言“却有天门暗里开”，时代的天空给了杜甫机会，而“报国无门”的杜甫，恰恰用自己的诗才，接住了这个绣球。其实杜甫之成为“诗圣”是必须具备过人的天赋和学力的。人们在比较李、杜之异同时，总是强调李白的天才和杜甫的学力。其实,这两位诗人都是既才高八斗又学富五车的。
杜甫具有非凡的天赋。年方六岁的杜甫观看了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五十年以后，诗人作《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生动、细致地回忆了公孙大娘的舞姿。一个六岁的儿童就能欣赏“淋漓顿挫”的舞蹈艺术且把鲜明的印象保留五十年。可见诗人是早慧且强记的。一部杜诗，无异是一座诗歌艺术的宝库，没有过人的天才的话，是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建造这样一座宝库的。换句话说，杜诗本身的艺术造诣就是诗人天才的最好证明。如果说杜甫是诗国中的凤凰的话,那么非凡的天赋与惊人的学力就是凤凰的一对翅膀。斯人生于斯世，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诗歌史上的“集大成”的使命，并为此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虽言报国无门径，却有天门暗里开。”杜甫一生没有实现梦寐以求的官高位崇的仕途梦，老天关闭了这扇门。然而却在诗的旅途上，执着跋涉，一路向前，攀登上了唐诗的最高峰。老天慷慨吗？吝啬吗？老天毫不犹豫地打开了另一扇门，给了他千古的荣耀，让后人历经百代，依然活在他陶炼灵魂的诗里。如此成就比之任何一位官员，夫复如何？
闻一多先生说，杜甫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何其高的评价！回报总会来，只是有时候来得迟了些。而这一切的根本，则是杜甫那一颗胸怀社稷、怜苦济贫，敢以身赴、兼济天下的心，文以载道而非吟风弄月，人能弘道而非怨声载道。天道人道，沧桑大道。天人合一，方可成圣成贤。古往今来孰不是？造化有情不我欺！
随着杜诗走出国门，杜甫已经不仅仅是一位赢得世界性声誉的伟大诗人，而且成为被公认的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越是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精神的人物，越能赢得世界民族之林的尊敬。由此去看，诗圣应该感谢命运的坎坷，还是应该感谢老天的青睐呢？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不是用来吟风弄月附庸风雅的。凡能青史留名之诗人，哪一个不是心中装了家国，家国才永远记住了他？谨列数位如下：
岑参（公元715——770年），与高适并称为“高岑”，因做过嘉州都督，故后人称“岑嘉州”。唐代边塞诗人中最卓越的代表。幼年丧父，砥砺苦学，遍读经史。因边塞生活体验极为丰富和充实，成为盛唐书写边塞题材诗歌数量最多、成就最突出的诗人。“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岑参的诗雄奇瑰丽，充满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是其代表作。
杜牧（803年—852年），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唐朝文学家，宰相杜佑之孙。晚年长居樊川别舍，世称杜樊川。性情刚直，不拘小节，不屑逢迎。自负经略之才，诗文均有盛名。世称小杜，又与李商隐齐名，合称“小李杜”。 年轻时好读兵书，曾注解曹操所定《孙子兵法》十三篇。以《阿房宫赋》《泊秦淮》《江南春》《赤壁》《题乌江亭》等流传于世。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谿生，又号樊南生，与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温李”。幼年丧父，生活清贫。十六岁时，因擅长古文而知名。胸怀救唐抱负，曾陷入“牛李党争”，四处漂泊，任职幕僚，晚年笃信佛教。李商隐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尤以五七言律绝成就为高，七言律诗的造诣更是上追杜甫，独步晚唐。主要作品有《瑶池》等。其骈体章奏与哀诔之文也在当时极负盛名。
陆龟蒙（？——约881年），字鲁望，自号天随子、甫里先生、江湖散人。唐朝著名诗人、文学家、农学家。生于败落世家，但自幼聪颖，通六经大义，尤擅《春秋》。仕途坎坷，常遭饥寒。与皮日休为文友，世称“皮陆”。七绝具有较高审美价值，《怀苑陵旧游》《白莲》等作，后人赞誉为“诗中画本”“取神之作”。尤其小品文在晚唐别树一帜，引人瞩目。《野庙碑》《冶家子言》《小鸡山樵人序》等，抨击社会丑恶现象，讥讽当世弊病，有很强的现实指向，富有锋芒与光彩。诗对宋代诗人所追求的“平淡”美产生过较大影响。
皮日休（约838—约883年），字袭美，号逸少，曾居襄阳鹿门山、号鹿门子，晚唐诗人、文学家。黄巢称帝后，任翰林学士。黄巢败亡后，下落不明。与陆龟蒙齐名，世称“皮陆”。诗文兼有奇、朴二态，且多同情民间疾苦之作，对社会民生有深刻的洞察和思考。
杜荀鹤（约846—约904年），字彦之，自号九华山人。唐末杰出现实主义诗人。出身寒微，中年始中进士，仍未授官，乃返乡闲居。曾以诗颂朱温，后朱温表鉴他，授翰林学士，知制诰，入《旧五代史·梁书》。以“诗旨未能忘救物”自期，对晚唐混乱黑暗及人民苦痛，颇多反映。
柳永（约987年——约1053年），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因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代表人物。出身官宦世家，有用世之志。屡试不第，遂一心填词。后以屯田员外郎致仕，世称柳屯田。精通音律，善于吸取民间精华，多描绘城市风光及歌妓生活，尤擅抒写羁旅行役之情。“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 ，柳永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词人，也是两宋词坛上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
杨万里（1127年10月29日—1206年6月15日），字廷秀，号诚斋，自号诚斋野客。南宋文学家、官员，与陆游、尤袤、范成大并称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主战派人物，谥号文节。诗自成一家，清新自然，擅长说理，号称“诚斋体”，对后世影响颇大。代表作有《插秧歌》《竹枝词》《小池》《初入淮河四绝句》等。
吴伟业（1609年6月21日—1672年1月23日），字骏公，号梅村，别署鹿樵生、灌隐主人、大云道人。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清顺治十年（1653）被迫应诏北上，顺治十三年底以奉嗣母之丧为由乞假南归，此后不复出仕。明末清初著名诗人，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又为娄东诗派开创者。长于七言歌行，后人称之为“梅村体”。
丘逢甲（1864年12月26日——1912年2月25日），字仙根，又字吉甫，号蛰庵、仲阏、华严子，别署海东遗民、南武山人、仓海君。辛亥革命后以仓海为名。晚清抗日保台志士、爱国诗人、教育家。台湾割让给日本后，曾写“拒倭守土”血书，亲率义军抵抗日寇。与黄遵宪、丁日昌、何如璋并称为“岭东四先生”。诗受杜甫、陆游诸家影响，充满爱国感情。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诗人的内心是敏感的，甚至是脆弱的。但诗人肩上的担子和手中的笔，却是沉甸甸的。真期盼世间多几位杜工部，可以为民为国鼓与呼；又切盼世间无有杜工部，而广厦千万间，天下俱欢颜也！
（本文多参考冯至先生《杜甫传》，萧涤非先生《杜甫的生平与创作》，莫砺锋教授《杜甫评传》等）
张红星教授注：
时乖： 时运乖违。 《楚辞 ‧ 王逸＜九思 ‧ 疾世＞》： “ 遵河皋兮周流，路变易兮时乖。 ” 原注： “ 所志不遇，无所用其志也。 ” 元 · 王实甫 《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摺： “ 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 ” 明 · 杨柔胜 《玉环记 ‧ 继娶团圆》： “ 贤婿， 我年迈时乖，是非颠倒，今日相逢，岂胜惶愧。 ”
牖民： 诱导人民。 《诗‧大雅‧板》：“天之牖民， 如壎如篪。”毛传：“牖，道也。”孔颖达疏：“牖与‘诱’古字通用，故以为导也。”
天门： 天机之门。 《庄子‧天运》：“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为不然者，天门弗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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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说中国——中国精神之礼仪叁百图》为廖彬宇先生古体诗集，《礼记》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彬宇先生汇集历年吟咏往圣先贤及其事迹的古体诗365首，透过圣贤事迹来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发扬礼乐文明。该文献简单易记，大雅斯文，使圣贤精神能够让人口耳相传，深入人心。是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血之作。既是歌颂古今贤哲，致敬圣贤，也是献礼新时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绵薄之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