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徽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陈明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授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时，特别是在解读儒家思想时，要力所能及地结合实际，把儒家思想的重心告知学生。比如说，儒家思想强调三纲八目，即强调“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外，儒家提倡遵循伦理本位，和为贵，注重道德修养等为人行事的准则，加强个人修养，从个体修养求得整体效应，做到穷独达兼、正己正人，既要积极进取，又要洁身自好，注重立德、立功和立言，客观上促进了历史的发展。尤其是儒学中遵循伦理本位、崇尚天人合一、尊崇宗庙先辈、注重道德修养等思想，在传统徽州建筑中都得到了彰显。现以徽州古建筑为教学案例对涵括其间的儒学教化功能试作论述。
一、天井建筑突出了儒学“天人合一”的智慧和思想
徽州民居是指徽州地区的具有徽州传统风格的民居，也称徽派民居，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它是在特定的时空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因此，要想全面了解徽州民居，不仅要探究影响其形成的诸多因素，还要认识其建筑特色。天井是徽州民居建筑的一大特色，它建于门堂之间。宅院中房屋与房屋（或围墙）围合成的露天空地，它是由中原四合院收缩而成。天井是徽州民居的中心，一般情况下，宅内天井横长4.2—5.4m。明清时，一般都在天井当中用石板垒砌出一方水池，深浅不一，有时还用雕花石栏杆把水池围起来，从实用的角度讲，水池具有下泄雨水的作用。敞开的大堂与大门之间，多了这样一个天井，它似院非院，在高高的院墙之中，又带来一片湛蓝的天空，一个相对开阔的空间，显然更为敞亮明朗，空气也更流通清新。对于徽州民居建筑而言，原是为了防盗而建的高大墙体，增添安全感的同时也带来了采光、通风和心理压迫等诸多不便，于是才又设计了“天井”进行采光通风。徽州民居中通常不在墙上开窗，即便开窗也很小，因此房屋采光、通风主要靠天井。
徽州天井共有四种样式，四面都是住宅楼房围成的长方形天井；一面厅堂与两侧厢房与一面高墙围成的长方形天井；一面厅堂与三面高墙围成的长方形天井；一面厅堂与两面高墙围成的三角形天井。天井建筑的主要功能有：采光、通风、聚财，同时也是为了顶天立地，突出儒家“天人合一”的智慧思想。“天人合一”是认为宇宙人生、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相互关联、和谐、平衡，并且是有序运动的一种思维模式。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达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和境界是历代儒家的思想模式。儒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天人合一”的内涵有着不同的阐述，我们约略从三个方面对“天人合一”的内涵进行凝练和概括。第一，“天人合一”就是力主人与万物一体，倡导生命一体化。儒家从“性天统一”的层面出发，极力主张天人一体，反对人与自然分割和对立。第二，“天人合一”力倡人与天地合其德，主张天道和人道同一。人道与自然之道有着共通性和共同性，也就是说，人与天地都要按照“道”来生成和发展。人从尽心知性开始，进一步达到知天命，从而把握了天道。第三，“天人合一”一直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儒家“天人合一”观觅求的最终目标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一方面强调尊重自然规律，“顺天休命”“辅相天地之宜”，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人的能动作用，“裁成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在此基础上，自觉参赞天地之化育，和谐共生。儒家主张“天人合一”，首先在于把天当作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万物的本原。《孟子·滕文公上》中有：“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这里主要讲的是自然之“天”，是指包括天地万物、日月星辰、山川湖海、草木虫鱼等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东西在内的广大自然界。从这个意义上讲，“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是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价值目标的现实追求和理想选择。徽州民居的建筑文化中往往都会烙上徽商的印记。一方面，徽商作为中国著名商帮之一，富甲天下；另一方面，徽商行走江湖受到重重束缚和桎梏，所以在家中设置天井，以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获天地灵气之庇佑。这也和徽州民居厅堂两侧的“商”字梁的设置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从风水学角度来讲，四面屋顶的雨水都流向天井，称为“四水归堂”，象征自然界的四方之财源源不断集中起来，甚至下泄雨水也寓意财气蓄积不外泄。这亦是表征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智慧，即“天人合一”思想。
二、祠堂建筑彰显了儒学以宗法伦理为本位的教化主旨
古代徽州地区的人们往往聚族而居，这就使得徽州地区的祠堂建筑格外具有代表意义。祠堂是儒家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也可以作为各房子孙们办理婚、丧、寿、喜等仪式的场所，也可以在祠堂商议本族重大事务。可见，祠堂凝结着血缘，汇聚着伦理，涵括着宗法，也表征着一种血缘宗法制度。儒学在其初始时期，重视人伦以及人的实践，追求理想的社会秩序的和谐。孔子提出仁礼结合，孝悌为本的伦理原则;此后，颜回、曾参、孟轲、荀况皆能做到以人伦为中心，有所侧重且相互补充地完成了“修己治人”的“仁义”之学体系的建构。儒家思想强调宗法伦理关系及由其所衍伸的宗法伦理意识，中国传统社会的血缘宗法制度是在古代社会宗族的普遍存在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根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宗族”两个字来概括。对祖先的顶礼膜拜，对宗族的坚定信仰，形成了宗祠建筑，同时也形成了宗祠的精神，宗祠的情结。这些质的因素深刻渗透在徽州古建筑的格局、建筑品种以及建筑风格之中，既是一个显性的建筑体系，也是一种潜隐的精神力量。
徽派的建筑，从民居、牌坊、古塔、古亭、书院、园林、一直到祠堂，都是环绕着宗祠展开布局的。在古徽州，几乎村村都建有祠堂。以西递村为视角，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在鼎盛时期，胡氏家族的祠堂就有34座。有宗祠、总宗祠、分宗祠和家祠。有人形容说西递的祠堂，可谓祠堂林立，宛如一个祠堂世界。”其场面之浩大，程度之富丽，投资之巨大，令人震撼，亦可觉察到宗法观念之深。且祠堂是祖先崇拜和强化血缘关系的终极见证，祠堂是一种凝聚力，也是一种向心力，是以宗法伦理为本位对同宗同族者进行教化的一种手段和工具。
三、牌坊建筑群凸显了儒家“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观
“忠、孝、节、义”是儒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观。“忠，乃众德之基。”本文“忠”的内涵主要指对国与君的忠诚。“夫忠而能仁，则国德彰；忠而能知，则国政举；忠而能勇，则国难清。故虽有其能，必由忠而成也。仁而不忠，则私其恩；智而不忠，则文其诈；勇而不忠，则易其乱；是虽有其能，以不忠而败也。此三者，不可不辨也。”（《忠经·辨忠》）仁、知、勇，若要发挥其价值，就都必须以“忠”作为最终的取向。忠者，德之正也。从造字可以看到，忠，存心居中，正直不偏，古以不懈于心为敬，故忠从心；又以中有不偏不倚之意，忠为正直之德，故从中声。《说文解字》中讲：“忠，敬也，尽心曰忠”。
儒家重视“孝”，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开宗明义》）孝是道德教育的根本。“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百行孝为先，百善孝为首。在儒家语境下，孝是最根本的道德，最伟大的品行，是教育的基础，是德政的核心。
“节”本意是竹节，因竹节的分段有一定的规律，又引申指法度、节操之意。此文的“节”专指志气节操，即为了自己的主张和尊严，不向压力屈服，不被物质诱惑。
“义”是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准则。孔子以“义”为立身之本，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要求“义”这个行为的最高标准要体现在“礼”之中，“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
儒家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等一系列伦理道德观，有助于维护宗法社会和封建家庭的稳定。这一文化思想也是通过建筑这一凝固的史书而展现出来。徽州的牌坊群正是儒家宣扬皇权、父权、夫权的一种媒介。
牌坊，是历史赋予徽州的勋音。历史上，徽州英才辈出，代不乏人，诞生过李廷、朱熹、毕升、胡开文、王茂荫、戴震、胡适、陶行知、黄宾虹等一大批杰出人物。旧时代为旌表这些兼备忠孝节义的人物，黄山市各地都建有大量的牌坊。牌坊是弘扬儒家伦理道德的纪念性建筑，也是村落景观的重要因素，还因所建意义不同，采用不同的样式、不同的雕刻内容、不同的尺度，展现不同的风韵。棠樾牌坊群就是其中的代表。棠樾牌坊群共有7座牌坊依次排列，明代3座，清代4座，勾勒出封建社会“忠孝节义”的概貌。其中一座明代牌坊，横匾上镌刻“慈孝里”，为皇帝表彰徽商鲍寿逊父子而建。又据传，棠樾鲍氏家族当时已有“忠”“孝”“节”牌坊，独缺“义”字坊。其村鲍氏世家，至鲍漱芳时，官至两淮盐运使司，掌握江南盐业命脉。他欲求皇帝恩准赐建“义”字坊，以光宗耀祖，便捐粮十万担，输银三万两，修筑河堤八百里，发放三省军饷，此举获得朝廷恩准。于是，在棠樾村头又多了一座“好善乐施”的义字牌坊。在歙县众多的牌坊之中，这种“以商重文,以文入仕,以仕保商”，政治与经济互为融贯的密切关系屡屡可见。棠樾牌坊群旁有两座祠堂，一为鲍氏敦本堂祠，俗称男祠，另一为鲍氏妣祠，又名清懿堂，俗称女祠，是研究徽州宗法制度和徽商历史的生动教材，其中女祠一破“女人不进祠堂”的旧例，为国内罕见。牌坊为统一形式，三间四柱三楼式，仿木结构，但表达的内容却是迥然不同。忠义坊、慈孝坊、恩荣坊正是儒家宣扬的皇权、父权、夫权的产物，是儒家忠、孝、节、义伦理道德的物化。
综上所述，徽州建筑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成熟的古建筑流派之一。徽州民居、祠堂、牌坊等建筑，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都已成为儒家文化的物质载体，并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一个地域所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包括社会思想意识、审美情趣追求、价值取向等方面的深层次的儒家文化心理反映，彰显了儒家文化的特质。
来源： 光明网-学术频道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