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少女”常沙娜的“设计”人生

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1月6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敦煌少女”的“设计”人生》的报道。

车子开过一条条街道，看着熟悉又陌生的北京街头，公交车站台上大幅“敦煌父女文化传承”的海报招贴，让久未出门，已经92岁的常沙娜又惊又喜。

海报上，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年轻儒雅，笑得腼腆；一旁，“永远的敦煌少女”常沙娜，满头银发，一脸灿烂。

回望海报上那些早已刻进骨髓的敦煌飞天、花卉、纹饰，父亲的声音一遍遍在她耳边响起，“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从21岁以敦煌藻井图案设计国礼、共青团团徽，到参与设计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首都剧场、首都机场，再到主持设计中央人民政府赠送香港特区的大型礼品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新中国不少重要的国家设计，都留下了常沙娜的印记。她说：“这些都是敦煌赐予我的童子功。”

从1931年在法国里昂出生，到跟随父亲守护在千年艺术宝库的莫高窟；从留美归来遇到恩师林徽因，转向工艺美术设计专业，到成为新中国任职时间最长的大学女校长，常沙娜用一生为新中国当代工艺美术留下绚丽的色彩。她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创作思想，是文脉，更是自信，是一种民族性的、血液里的东西。”

不久前，北京地铁八号线前门站全新亮相。换乘站台上，一组《万木峥嵘》壁画纯净而轻盈，一株株带有北魏、盛唐时期敦煌壁画造型的花木，极具中国风的美学元素，让每一位匆匆而过的路人放慢脚步。

这是常沙娜90岁的作品。即便在今天，这位杰出的美术设计家、教育家、艺术家依然会参与一些设计指导工作，而敦煌元素永远是她灵感的源泉。她喜欢对前来拜访的晚辈不停地叮嘱：“向古人学习，要好好学习。”

在她那间不大的工作室里，摆放最多的除了一些纹案作品，就是各式各样“幸运草”的标本和纹样。她喜欢幸运草，她说，“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是常书鸿的女儿。”

“父亲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北京顺义潮白河畔一处安静的小区里，刚刚从城里搬来的常沙娜已然适应了这里的安静，她说“最近心情不错”。

此前，常沙娜住在一处没有电梯的普通住宅里。早年为了照顾一位老职工，她主动将二层换到了四层，不承想一住就住到了90多岁，其间不少邻居、艺术家们搬离小区，但常沙娜依然坚持住在那里。

为了方便照顾，家人想跟她同住，被“独”惯了的常沙娜婉拒。疫情三年，一位90多岁独居老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直到最近才不得不与大家住在了一起。

“这里很好，很安静，没有高楼大厦。”搬过来后，院子里种了不少花草。常沙娜言语中带着妥协和顺其自然：“等到春天花开了，这里更好看。”

常沙娜喜欢花，喜欢画花，作品也大多与花有关。提起曾经的设计，她说：“我是敦煌人，我的故乡是敦煌，是爸爸把我带到了那里，让我得天独厚地在千年艺术石窟的哺育下长大。”

“我时常感觉‘沙娜’二字隐喻着某种缘分，正是这缘分，促使我跟爸爸走进了茫茫沙漠，走进了神奇的敦煌石窟。”片刻安静，她说，“我和敦煌的缘分，从出生就已注定。”

1927年，常书鸿考入法国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次年，妻子陈芝秀赴法伴读。1931年常沙娜在里昂出生。她的名字，便是由流经里昂的母亲河之一音译而来。

1932年，常书鸿参加赴巴黎深造公费奖学金选拔考试，以一幅《梳妆少女》摘得桂冠，顺利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一家人迁到巴黎生活。在常沙娜儿时的记忆中，家里常常聚满了旅法的中国艺术家。常书鸿作为法国著名新古典主义画家劳朗斯的得意门生，已在法国艺术界崭露头角，一家人在巴黎安定而幸福。在常书鸿1934年创作的油画《画家家庭》中，着中式旗袍的妻子温柔娴静，手握画具的常书鸿踌躇满志，倚在父母怀中的小沙娜娇憨可爱，无忧无虑。这是常沙娜儿时最美好的记忆。

然而，这份平静却因为一次偶遇被改变。

1935年秋天，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前，常书鸿惊奇地发现了法国人伯希和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随后寻迹到吉美博物馆，看到伯希和自敦煌藏经洞掠来的大量敦煌唐代绢画。一向倾情于西洋艺术的常书鸿被中国古代艺术的绚烂辉煌深深震撼，他为自己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无知、漠视和“数典忘祖”深感惭愧，决心离开巴黎，回国寻访敦煌石窟。

谁承想，这个一闪之念竟让敦煌莫高窟走进他的生命，并相伴一生。

1936年，常书鸿回国。次年，陈芝秀打点好家当，带着常沙娜踏上归国轮船。

船未抵上海，“七七事变”爆发，受聘国立北平艺专的常书鸿安家北平的想法成了泡影。一家人在上海码头团聚，看着妻子从法国采买的大量家居用品，常书鸿感叹：“我们现在要逃难了！”

一名刚满6岁、不会讲中国话的孩童，随着北平艺专的大人们卷入“西迁”洪流。一家人辗转南方各省，在贵阳，母女俩遭遇日军空袭，死里逃生。

1940年，重庆嘉陵江畔，随着弟弟的降生，一家人相对安顿下来。不久，常书鸿酝酿去敦煌的计划有了眉目，在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力荐下，担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负责人。

这个“疯狂”的计划遭到妻子和一些朋友的反对。常沙娜说，那是父亲回国的梦想，因为时局动荡被一再搁置，“我后来才知道，是徐悲鸿、梁思成等先生的支持，因为父亲一直在讲敦煌的事儿，他是杭州人，‘杭铁头’，他想的事儿一定要做到。”

终于，1943年，常书鸿带着他组织的第一批研究所工作人员动身去了敦煌。黄沙漫天中，见到魂牵梦绕的壁画、彩塑无人保护，心痛中，常书鸿决定安家敦煌。

在莫高窟临摹壁画的艺术家张大千临走时，曾跟常书鸿开玩笑：“留在敦煌的工作将是‘无期徒刑’。”曾经那个在法国谈天说地、喝着咖啡的风雅艺术家常书鸿望着破败的敦煌说道，保护敦煌石窟、研究敦煌艺术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事，“哪怕真是无期徒刑！”

“随风传来一阵叮叮当当的铃声

若隐若现

似有似无

爸爸说那是九层楼的风铃……”

在常沙娜的记忆里，那是她第一次到敦煌莫高窟，父亲兴奋招呼他们时，耳边传来的声音。

她永远忘不了1943年11月那个傍晚，她和妈妈、年幼的弟弟抵达莫高窟时眼前的一切：父亲兴奋的招呼，牛车上冻僵的人，千佛洞前早已冻成白花花一片的大泉河。

还有那顿最难忘的“欢迎晚餐”：一碗大粒盐、一碗醋，每人面前的一碗水煮切面。

“爸爸，有菜吗？”常沙娜问。

“没有。”常书鸿回答，“先吃吧，以后慢慢改善，明天我们就杀只羊，吃羊肉。”

那是她到千佛洞吃的第一顿饭。常沙娜说：“永远忘不了那碗盐、那碗醋，还有爸爸那无奈的眼神。”

1945年，母亲因无法忍受敦煌的艰苦，不辞而别，14岁的小沙娜为了照顾年幼的弟弟和爸爸，只得辍学，挑起生活的重担。

这期间，常沙娜收到一封法国政府的信函，征询她是否“入籍出生地法国”，表示“欢迎归国”。

常书鸿问常沙娜：“你选择法国，还是中国？”

常沙娜说：“爸爸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常书鸿回答：“敦煌在哪里，我就在哪里。”

“学习敦煌艺术是我的童子功”

“爸爸带着我们进入洞窟，在洞口射进的阳光照耀下，里面有那么多从没有见过的壁画、彩塑，铺天盖地，色彩绚丽，我不明白这是些什么，只觉得好看、新鲜、神奇，在明明暗暗的一个个洞窟走进走出，就像游走在变幻莫测的梦境中。”常沙娜曾这样描写初识的莫高窟。

敦煌的生活是艰苦的，常沙娜却找到了甜的滋味，跟在大人后面登上“蜈蚣梯”临摹莫高窟壁画成了她最愉快的时光。

“我喜欢进洞画画，看他们怎么画，就跟着学。”常沙娜还记得，如今已经捐赠中国美术馆的172窟盛唐壁画《西方净土变》的大幅临摹作品，描稿、勾线、着色、渲染、开脸，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大人们都说“这个小孩画得很不错呦”，常沙娜画得更起劲了。

后来，父亲同意她每天像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样去洞窟临摹壁画，并要求她将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各代表窟的重点壁画全面临摹一遍。同时还为她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学习计划：每天以唐人经书为帖练字，再朗读法语一小时；安排学生董希文（后来创作《开国大典》的著名画家）辅导常沙娜学习西方美术史，苏莹辉（后任职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辅导中国美术史。

之前张大千在敦煌临摹时，用图钉把拷贝纸按在壁画上拓稿，拓画准确，但图钉在墙上留下小孔，壁画也遭到破坏。于是，常书鸿规定临摹一律采用对临，不能上墙拓稿。对临难度大，但也迫使常沙娜练就了精准的眼力和造型能力，绘画的“童子功”就此打下。

“彩色的佛陀、菩萨慈眉善目地陪伴着我，头顶上是节奏鲜明的平棋、藻井图案，围绕身边的是神奇的佛传本生故事……随着太阳转移，洞里的光线越来越暗，而我意犹未尽，难以住笔……”每天，常沙娜兴致勃勃地爬进蜂房般的洞窟，就着从洞口射进来的阳光临摹壁画。她说：“我的学习经历不同于一般的孩子，学习敦煌艺术就是我的童子功。”

多年后，再次在画册上、美术馆的展厅里看到自己十几岁临摹的作品时，常沙娜会感慨曾经少年纯真的激情融入神圣艺术殿堂所迸发出的灿烂火花，“我画得那么随意，那么传神，线随感觉走，笔触特别放得开，颇有些敦煌壁画的韵味。”

1945年抗战胜利，为了扩大敦煌的影响，常书鸿应邀在兰州举办了一场《常书鸿父女画展》。展览上，一位加拿大籍犹太裔女士叶丽华，对常沙娜的才华大加赞赏，并提出愿意资助常沙娜到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附属美术学校深造。

常书鸿深知不可能让年少的女儿一辈子待在敦煌。他也曾给徐悲鸿写信，推荐常沙娜去徐悲鸿执教的北平艺专读书。多年后，常沙娜才得知写有她名字的画架已经在学校准备好。父亲深思熟虑后，1948年10月，17岁的常沙娜随叶丽华赴美留学。

在波士顿，她学习素描、透视、色彩、绘画、设计、人体解剖、美术史……接受了西方系统的艺术和文化教育。“学习使我的视野豁然开朗了，看到敦煌以外还有希腊、罗马，还有埃及、两河流域，等等，了解了各种文化之间的联系，也了解到敦煌佛教艺术与西域丝绸之路文化的渊源。”这样的学习让她受益一生。

留学假期，常沙娜在慈善儿童夏令营勤工俭学，照顾那里的孩子。一次，一个白人小女孩指着身旁的黑人小女孩问：“沙娜，她为什么那么黑？”常沙娜思考片刻回答：“就像森林里的蝴蝶，黑蝴蝶、黄蝴蝶、白蝴蝶都有。你看，我们也一样，你是白的，她是黑的，我是黄的。”黑人小女孩回家后把这件事告诉了父母，在美国社会种族歧视还相当普遍的年代，常沙娜众生平等的“蝴蝶论”得到了小女孩父亲的极大认同。他后来专门来见常沙娜，并为她拍下不少照片，其中一幅至今挂在常沙娜的卧室里。那一年，她刚满18岁。

1949年，新中国成立，紧接着朝鲜战争爆发。许多留学海外的爱国青年纷纷归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美国当局采取各种措施阻止中国留学生回国。常沙娜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选择中断学业，在打工攒够路费后毅然回国。

返程的轮船上，蔚蓝的大海无边无际，常沙娜感慨，那个6岁跟随妈妈从法国返回中国的小女孩长大了，像长硬了翅膀的小鸟，只身漂洋过海，回奔祖国。

为新中国设计

常沙娜曾说，父亲给了她很多艺术养分，但改变她一生事业命运的是林徽因先生。

1951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在北京故宫的午门城楼举办一次“敦煌文物展览”。于是，常书鸿把他和文物研究所内历年完成的全部壁画临摹本带往北京展出，刚刚回到祖国的常沙娜便投入到展览工作中。展出的摹本中有不少常沙娜的作品，周总理看到后高兴地对常书鸿说，“你女儿继承了你的事业，敦煌艺术可有传人了！”

其间，一直向往敦煌艺术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前来观展，常书鸿特意安排常沙娜陪同讲解。那天，因为共同的艺术修养和求学背景，林徽因跟常沙娜聊了很多。

“后来，他们告诉父亲，想把我带到清华大学营建系做助教。我学业都没完成，就要先当老师，觉得不可思议，但林先生认为我能胜任，就这样把我带在身边学习。”常沙娜说。

她原本认为回国后会照着爸爸的想法，去中央美术学院继续学习绘画完成学业。然而就在这个当口，林徽因和梁思成成了常沙娜从绘画转向敦煌图案设计、工艺美术教育专业，并成就一番事业的推手。

“梁伯母很有才华，想法也特别多。那个时候北京要召开一个很高规模的和平会议，需要设计礼品，她就跟我说：‘毕加索用鸽子当作象征和平的创作元素，沙娜你也试试用敦煌的鸽子做设计。’”常沙娜回忆。

那是1952年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作为“二战”后备受瞩目的会议，“和平”是不二的主题。由常沙娜设计的这款出自敦煌藻井图案与和平鸽造型的丝巾，成了新中国第一块丝巾国礼。

在林徽因的悉心引导下，那段时间常沙娜设计出不少具有敦煌纹样特色的景泰蓝、瓷烧、漆雕等工艺品。

一次，林徽因拿出一本德国出版的“欧洲和中东图案集”，给大家讲解隋唐文化和中东及欧洲文化交流时，感慨“我们也应该整理出一本中国自己的历代图案集”。随后，她草拟了一份《中国历代图案集》的提纲，规划得宽远又具体，但由于身体每况愈下，出版计划被搁置。

常沙娜一直记在心里。后来，她带着自己的学生埋头苦干，编绘了《中国敦煌历代纹饰图案》。2004年出版时，她特意以林徽因未完成的遗作《敦煌边饰初步研究》手稿为序，表达对恩师的敬意与怀念。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十大建筑”规划实施。常沙娜接到了人民大会堂的系列设计任务，其中对她个人影响至深的是宴会厅的装饰设计。“天花板的设计装饰由我负责，因为对敦煌图案的天生感觉，看到基础图示的时候我就有了灵感，用敦煌的莲花装饰图案。”

方案信心满满地呈上去，却被总建筑师张镈否决了。“他说：‘沙娜，你这个通风口没有解决，照明没有解决，没法用。’张镈告诉我，设计必须与功能、与建筑、与材料相结合，一定要考虑功能性。”

两易其稿后，最终确定了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花板的装饰。莲花居中，外围是以敦煌连珠纹图案为蓝本的小灯和通风口，“在美感上它们是和谐的，在功能上效果明亮，不乏装饰细节。”

半个多世纪过去，宴会厅顶依然亮丽如新。回望当年的设计，这些既传统又现代、既富丽又大气的中国元素，尽显泱泱大国风范。

重提这些设计，常沙娜郑重地表示：“这次学习让我明白，设计，无论好看与否，都要跟功能、材料相结合，这成了我一辈子追求和遵循的设计宗旨。 ”

这一理念贯穿于她各个时期的设计中：民族文化宫、首都剧场、首都机场、中国大饭店……一批不同年代、带有敦煌元素的国家形象及城市地标性建筑装饰，经她之手，呈现在首都北京。除了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设计方案，还有钓鱼台国宾馆的软饰纹样设计、北京景泰蓝当代设计纹样，以及留在一代人记忆里的北京“老莫餐厅”菱格纹饰下的铜雕动物设计。

常沙娜还参与了共青团团徽、抗美援朝英雄纪念章、将军服等方案设计。这一系列的设计工作，让她慢慢明白，设计不是画一幅画，画完签字盖章署名，就是一个人的作品了，设计工作要运用不同的材料、工艺，由多人不断改进，共同完成，“绝不是简单的个人作品”。

她也常常感慨：千年来，敦煌那些精美的绘画、图案、纹样都是历代画工的杰作，“同样，没有一个人留下他们的名字”。

1997年，常沙娜受命主持并参加设计中央人民政府赠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大型礼品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这朵盛开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广场的紫荆花，造型受敦煌壁画装饰图案的影响，兼具“永久性、纪念性、美术性”，是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标志与纪念物，也是海内外游客来港多会前往的“打卡地”。她说：“作为设计师我很自豪。”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常沙娜的艺术源于敦煌，源于大自然。敦煌壁画的花卉元素是她创作的源泉，大自然的生命形态是她设计的灵感。她总说，图案设计与教学要把握民族的传统和生活的自然。

“如今有些设计作品用电脑拼一拼就完了，这不行。”提起当代设计，常沙娜一再强调，“艺术不能赶时髦，要向古人学习，要有一种内心的感受，要用手去画，这是一个思考和创作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根深叶茂。”

无常人生中的那株“幸运草”

83岁那年，常沙娜开启了属于她的“花开敦煌”世界巡展。这是常沙娜继2001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后，第一次以敦煌为主题的个人系列展览，并延续至今。

这一切，源于法国巴黎的一场画展。

2011年，一张画有中国女孩的大幅海报出现在巴黎的城市公交、街头巷尾，画中女孩便是儿时的常沙娜。这幅风靡巴黎的油画作品名为《沙娜像》，是常书鸿1935年创作的，画中沙娜留着齐眉娃娃头，穿着浅蓝色格纹罩衫，一派天真烂漫。

这是当时正在举办的《中国艺术家在巴黎》画展中的一幅，同场展出的作品中，不乏林风眠、徐悲鸿、潘玉良、赵无极等名家名作。

“主视觉海报，为什么会选择《沙娜像》？”

在法国主修西方美术史的台湾学者黄炫梓向自己的导师、画展策展人表达不解。观展结束后，她明白了，在这场关于中国现代美术发展进程的展览中，常沙娜举足轻重，“她是见证者，也是传承人”。

为了了解更多，黄炫梓来到北京，找到常沙娜，并将自己的博士研究从“现代中国艺术家”转向“敦煌图案学”。2014年，“花开敦煌”巡展开启，作为策展人，黄炫梓说：“常先生就是一个宝藏，是一本敦煌研究的百科全书，她一辈子研究、教授敦煌纹案，这些都在她的心里、她的作品里。”

而展览的意义也正如常沙娜所说：“敦煌是我们的根脉，它征服过全世界，征服过我父亲那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它一直是人类寻找灵感汲取营养的地方。”

1956年，新中国第一所高等美术设计学府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从此，常沙娜的名字便与工艺美院紧紧联系在一起。

作为工艺美术教育和设计者，她遵从父亲“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的建议，将敦煌的“童子功”运用于工艺美术设计领域，秉持林徽因“把传统文化和现代相结合，跟生产生活相结合”的理念，去“解决衣食住行问题”。

常沙娜坚信，如果对本国传统文化的渊源蒙昧无知，不重视继承发展，就无法延续文化的血脉，只会空虚迷茫地随波逐流，以致一切化为乌有。她说：“当今世界已经开始意识到：文化艺术‘愈是民族的才愈是世界的’，而艺术上的所谓国际化或‘与国际接轨’势必导致民族文化艺术的可悲覆没！”

1983年，自认为“最不像院长”的常沙娜受命成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一干就是15年。她以女性独有的细腻，“事无巨细”地带领工艺美院“紧随人民衣食住行”，为新中国培养出几代艺术设计人才。

1999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更名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随着校址西迁，光华路上的白色教学楼，从此只存在于老工美人的记忆中。

在自传《黄沙与蓝天》中，她写下这样的感慨：“每当想起当年的中央工艺美院，我就像眷恋自己分离的骨肉。叹息之下又会自省：万物有生有灭，盼望永恒不变应是一厢情愿的梦想吧？还是那句古老的法语谚语道出了真谛：‘C‘est la vie！’（这就是人生！）”

这就是人生！

这句谚语陪伴她度过了人生的起起伏伏，喜悦哀伤。少年时，她拥有过幸福的家庭，转瞬间就承受了母亲离去的伤痛；中年时，刚刚触碰艺术设计的大门，就成了被人唾弃的“资产阶级小姐”，久久地为压抑所包围；临近耳顺之年，生活和工作逐渐步入正轨，丈夫却因误服药物猝然病逝，留下她和13岁的儿子相依为命；晚年时渴望家庭的温暖，一生郁郁的弟弟嘉陵却先她而去……

采访中，她语气平缓，娓娓道来，看不出任何苦难留下的痕迹，或者说，她早已超越苦难，顽强而固执地迎向生命的种种无常，变得无惧无畏、坚韧豁达。

2008年12月，她确诊患乳腺癌，她毫不犹豫地进了手术室，把自己交给了医生。她依然说：“这就是人生，生和死也许只有一步之遥，勇敢地跨过去，说不定还会更精彩。”

搬家后，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副院长，儿子崔冬晖为了照顾母亲几头奔忙。经常陪伴在常沙娜身边的就是黄炫梓。

在她眼中，常沙娜是个倔犟而可爱的老太太。面对当下的种种现象，她经常毫不客气地仗义执言，也常因为“语出惊人”而吓坏工作人员。一辈子和艺术打交道，对于美，她“眼里不揉沙子”，至今依然穿着自己设计的服装，端庄优雅。当有着短裙或破洞牛仔裤前来拜访的年轻人，她依然会不客气地告诉你“美该有的样子”。

“敦煌的点点滴滴先生记得很清楚，除此之外就淡忘得很快。”黄炫梓说。

已经92岁高龄的常沙娜，思维开始变得缓慢，记不清曾经熟悉的名字，可她却一直保持着从前的一些习惯——比如看着丈夫的照片，哼唱几首法国童谣。

在她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许多四叶草标本，这也是她自年轻时一直保留的习惯——无论身在何处，闲暇散步时，她的目光都会不由自主地投向路边草丛，寻找“幸运草”。要知道，十万株同属的三叶苜蓿草中，只有一株幸运地拥有四个心形叶片。

“可是我遇到的几率比这要高许多，有时在不经意间就会有收获。”她始终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她是常书鸿的女儿，因为敦煌。

走到人生边上，她总是时时提起父亲的那句“生命不息，跋涉不止”，做该做的事，画想画的画。采访中，她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告诫年轻人，要认真对待自己的人生，“好好学习，认真工作”。她说：“如果今天让我在吹熄蜡烛之前许一个愿，我的愿望就是：继续采到‘幸运草’，好好为我的祖国做完该做的事，没有遗憾地走完今生幸运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