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渡河18勇士之谜《土佬李德才》之五

土佬李德才
熟悉李德才的同志都认为，他是大渡河１８勇士之一，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保存的第６８军军史第4页，第一部分《部队前身与编制情况》中也有明确的记载：“升编纵队时，团级干部中，亦保有相当一批老干部，其中有参加大渡河的１８勇士之一的李德才同志。”
　　可是，后来各种报刊又称强渡大渡河为１７勇士，名单上并无李德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李德才自己邀功还是历史记载有误？通过翻阅大量的历史档案和采访有关人员，笔者证实了之所以大家称他为大渡河１８勇士,的确是事出有因的。
　　１９３５年５月，李德才所在的红1团在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１军团政委聂荣臻的带领下，顺利地通过彝人区以后，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赶在薛岳、吴奇伟数十万大军之前，强渡大渡河。
　　大渡河是四川境内岷江上游的一条支流，发源于青藏高原，由北向南奔腾在横断山中，流至石棉县，突然掉头向东，形成一个90度的大转弯。安顺场便位于大渡河大拐弯以西20公里处，因水流湍急，波涛汹涌，为举世闻名的显要渡口，也是横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上的一道天堑。
　　据史书记载，太平天国名将翼王石达开，在大渡河渡口，因强渡失败，全军覆没于此，从而拉开了太平天国起义最后失败的大幕。
　　此次，蒋介石不惜血本，不仅让自己的嫡系打头阵，还拉拢刘湘、杨森等地方军阀，组织了几十万大军前堵后追，目的就是要让红军在大渡河渡口成为“石达开第二”。
　　作为红军北上抗日的先遣队，红1团担负的重任空前，抢在敌人前头渡过大渡河，成了中央领导同志和全团指战员唯一的心思。

大渡河安顺场

经过一天一夜地冒雨行军，李德才的重机枪排和1营战友们在杨得志团长的率领下，赶到了离安顺场十几里地的一个小村子。
　　在村头的一片小树林中，李德才和战士们正坐在那里歇息。
　　这时李德才看见团长杨得志和1营长孙继先急匆匆地走了过来，他连忙站起来问：“团长，有仗打吗？”
　　杨得志摆摆手说：“别着急，好好休息，我和孙营长去首长那里接受任务，要打硬仗哩。”是呀，连续２００里的急行军，大家一口东西也没有下肚，人们都已经是精疲力尽了。可李德才听到要打仗，精神一下来了，他不顾疲劳，督促着战士们用心擦拭着重机关枪上的雨水。
　　村子里一所老乡挖煤用的小草棚子中临时设置了前线指挥所，刘伯承和聂荣臻在昏暗的马灯下亲自向杨得志和孙继先交代任务，聂荣臻首先问道：“敌人派飞机撒传单，说我们毛主席要成为石达开第二。哎，你们两个知道石达开吗？”
　　这两个当年２０出头的红军指挥员，都是参军后才多少学了些文化，自然不太明白历史上的那些典故了。
　　杨得志挠了挠头皮，“嘿嘿”笑笑说：“我听旁的人说，石达开是石头，蒋介石是石脚。他们当然都不行喽。”孙继先是山东曹县人，亮着大嗓门说起话来更是直爽逗人：“就是，管他什么十达开九达开的，咱们是红军，走到哪里都得开！”
　　见两人这付模样，刘伯承笑着骂了一句“龟儿子”，便简要地给他们讲述了７０年前发生在大渡河畔的那段历史故事，然后命令他们带1营去完成三项任务：第一，歼灭安顺场的全部敌人，歼灭后，点一堆火，作为信号；第二，部队占领安顺场后，迅速找船，找到后点一堆火；第三，把一切渡河工作准备好后，再点一堆火。最后强调：“我和聂政委带后续部队马上就到，记住，三堆火！”
　　孙继先接受任务后回到营里马上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研究制定了战斗分工：1连攻正面，从安顺场西面冲；3连从西南面冲；2连和营重机枪排从东南沿河边冲并负责找船。
　　经过简短的准备，李德才率重机枪排跟随1营营部和2连从东南河沿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用火力掩护红军对敌人占据的安顺场发动了攻击。
　　红1团1营在团长杨得志和营长孙继先的率领下，冲下山坡，沿着乱石小路跑步前进，神不知鬼不觉地直插街心。红军尖刀排与敌巡逻兵相遇而接火，展开了一场短促的战斗。敌人且战且退至赖执中家的石砌高墙上进行固守，赖执中听到枪声后，还误认为是河对岸的驻军来偷袭安顺场，因为赖执中认为红军还在二百里以外，不可能来得这样快。因此，命令两个班的敌军在高墙上死守。
　　在夜色中，李德才带着重机枪抢占了院子对面的一处碉楼，用猛烈的火力将敌人死死压制住。2连长熊尚林组织红军战士乘势向守军喊话“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快投降吧”。这时，赖执中看到大势已去，知道再也抵挡不住了，于是在一片混乱中和几个卫士化装成老百姓翻墙而逃。
　　战斗打响时，守船那个班的敌人正在河边碉楼里赌钱、喝酒，听到枪声后慌忙押起船工向对岸逃跑。恰好这时1营2连指导员黄守义带着战士沿河搜索渡船，发现水面上有黑点移动，又隐隐约约听到划水声。追上去发现是一条船，但已离岸十几米远了。黄守义立即命令战士们用机枪向空中打了一排子弹，跳入河中奋不顾身地冲向船只。那些逃跑的敌人怕死，又乖乖地将船划回来了，奔袭安顺场的战斗一举成功。
　　清晨，下了一夜的雨停了。
　　在安顺场街头一座青灰色的石碉楼上，随红1团主力赶来的刘伯承和聂荣臻一见杨得志他们就生气地责备：“让你们点的三堆火呢？”
　　“呀！”杨得志啪地拍了一下脑袋，不好意思地说：“光顾抢占渡口和找船了，一着急，把这事给忘了。”
　　刘伯承摆摆手：“算了，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渡河的准备情况。”
　　杨得志说，为了确保渡河战斗成功，红1团把６挺重机枪全部集中在了渡口旁的突出部，1军团仅有的炮兵连也在赵章成的带领下赶来助战。
　　聂荣臻听到这里，从窗户中看着正在河边抢修工事的红军战士们，突然想起了什么，问杨得志：“哎，土佬来了吗？”
　　杨得志笑笑：“来了，还专门为他配备了两挺机关枪呢。”
　　刘伯承奇怪的问：“土佬是谁？”
　　聂荣臻笑着讲了李德才绰号的来历，补充说：“他是我们一军团最优秀的机枪射手，每次重要战斗都少不了他的。”
　　刘伯承大笑起来，饶有兴致地说：“走，看看去，究竟啥子个土样？”
　　一行人走下碉楼，来到河边的重机枪阵地上。
　　这时，李德才带着重机枪排的4班长夏天海、5班长邱神坤和杨得志特意指定掩护渡河的团部警卫排特等射手刘桂仔、袁行安、朱远海一伙人正在河边山坡上抢修工事。
　　大渡河两岸都是陡峭的山崖，浑黄色的河水咆哮着向下游倾泻，一个个巨大的浪头拍击着河岸，溅起冲天的浪花。借着晨光，李德才看到河对岸是高达几十公尺的峭壁，用石板砌成一条４０多级的台阶直通渡口。山坡上有个小村子，敌人在那里修有４个碉堡，四周还挖了散兵壕，有大约一个营的敌人据守。
　　李德才估计敌人如果发起反冲锋一定会走那条石阶小路，便仔细地目测了射击距离，为两挺重机枪装定好标尺，反反复复地瞄了好一阵子。事后证明，他的这一举动是极其重要的，为保证渡河战斗的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
　　重机枪排的其他战士看排长这样认真，也都体会到了战斗的艰巨，于是更加卖劲地修着工事，把６挺宝贝重机关枪擦拭得锃明瓦亮。
　　1营长孙继先认真检查了布置好的重机枪阵地，然后给李德才和机枪排的战士们讲渡河的重要性。李德才对历史知知甚少，他一边检查武器，一边随口问道：“老孙，石达开是个么子脚色？”
　　其实孙继先也是昨天晚上刚刚听过刘伯承和聂老总的介绍，于是就清了清嗓子，操着一口浓重的山东腔现买现卖，煞有介事地摆开了龙门阵。
　　“哎，伙计，这个石达开呀，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乖乖，他１６岁便‘被访出山’，１９岁统帅千军万马，２０岁封为翼王，可是太平天国顶厉害的大将。”
　　李德才抬起头，有些疑惑地又问：“ 那怎么在这里被官军消灭了？”
　　“嗨，这里头故事多了。聂老总说，石达开后来和洪秀全闹了矛盾。洪秀全知道吧？就是太平天国那个当家的。”孙继先对围上来的战士们问道，有几个人点了点头。
　　他见自己说的话被人肯定了，就更加眉飞色舞地继续讲下去。“这个石达开呀，硬是有点个人主义嘞。”他自作主张地为历史人物定了性。
　　这话正巧被刚刚走到阵地上的刘伯承他们几个人听到了，杨得志走过来打断他的话头：“老孙，你瞎讲什么呢？”
　　孙继先看到他们一行，不好意思的连忙站起来。
　　杨得志冲阵地上大声喊道：“老李，老李。”
　　因为李德才那时已经３1岁了，在红军基层连队中属于元老级，所以人们除了喊他的绰号，也都尊重地叫他老李。
　　李德才正俯在他那挺心爱的马克沁重机枪上摆弄着，头也没抬，只是随口问到：“有么子事？团长。”
　　聂荣臻看看满脸是汗的李德才，心疼地递上自己的手巾：“喘口气，总参谋长想看看你呢。”
　　李德才这才发现聂荣臻和刘伯承等首长们来到身边，不好意思地抬起身，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礼。
　　“好一个土佬。”刘伯承上下打量着黑黑壮壮的李德才，不由夸赞起来。
　　杨得志趴下身子，顺着机枪向对岸瞄了瞄，：“老李，压制敌人火力有把握吗？”
　　“没问题！”李德才斩钉截铁地答道。
　　刘伯承拍拍李德才的肩膀，面向周围的红军战士们大声说：“好好打，这可是关系咱们红军生死存亡的一仗！”
　　李德才和战士们激昂的站直了身子，响亮的回答：“请首长们放心！”
　　很快，杨得志和孙继先在1营2连组织起由熊尚林担任队长的渡河奋勇队。
　　参加渡河的全体队员都配备了一支驳壳枪和一支冲锋枪，每人还在肩头斜背了一把大刀，在熊尚林的带领下在河边作最后的准备。
　　熊尚林是江西高安人，是和李德才一起由红３军７师改编加入红1团的，参加过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斗争。翻开“红一团”的战斗历史，龙岗大捷、血战湘江、两渡乌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都有他的身影。
　　虽然熊尚林因为担任大渡河突击队队长被载入史册，然而，这样一位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不朽功勋的传奇人物长眠在河北省崇礼县60年却鲜为人知。
　　抗日战争爆发后，熊尚林随“红一团”改编为八路军115师独立团第1营参加首战平型关后，又随聂荣臻留在太行山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来，他随同由宋时轮带领的八路军第4纵队挺进冀东，参加了平西敌后斗争。1941年，熊尚林及部分战斗骨干奉命由平西开赴平北地区开辟以大海陀山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虽说他和李德才一样，作战勇敢，战功卓著，但因为他文化程度不高，一直到了1942年，仍在平北军分区第40团担任连长。不久，他调到崇礼联合县大队担任第1中队长，于当年农历端午节，他率部队从大境门外转移到崇礼县西沟的范家西沟村草场沟附近时不幸遇难牺牲，当时遗骸葬在西沟。上世纪60年代初，当地政府把熊尚林烈士迁葬至河北省崇礼县烈士陵园。

熊尚林长眠在崇礼县陵园一个不起眼的位置

这样一位英雄，由于牺牲得太早，估计连后人也没有留下。笔者在写作过程中曾经通过电话采访了江西省高安市史志办公室，他们查阅了档案资料后很遗憾地说，这个人物在高安党史资料中并没有记载，他的家乡具体在什么地方也没人知道。
　　但是值得欣慰的是，一直到了２００２年，崇礼县的少先队员们来到修茸一新的烈士墓地，将一壶大渡河水和60颗色泽各异的鹅卵石安放在墓碑前，它们是由四川石棉县安顺场八一希望小学“大渡河十七勇士中队”从当年勇士登船岸口处专门采集的，用以表达了后人对大渡河英雄６０年的思念。
　　由于熊尚林和李德才同是江西老表，又是红３军时期的老战友，平时关系很好。这时，熊尚林找到他，手里拿着个小烟袋，放低声音说：“哎，老李，弄袋烟抽。”
　　两人在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畔寻了块石头坐下来。
　　一向少言寡语的李德才把自己的烟荷包递给熊尚林，看着他挖了一袋烟，慢悠悠地抽起来，那轻松的神态一点不象大战之前的样子。
　　一袋烟抽毕，熊尚林在石头上磕磕烟锅，开玩笑地说：“哎，老李，一会儿过河时你的机枪可得打准点啊，别让敌人把我们报销了。”
　　李德才拍了拍胸脯：“放心吧，用我这挺机枪掩护你，只要敌人的子弹擦破你身上一层皮，我就永远不打机枪了。有老李在，你们就放心地渡河吧。”
　　熊尚林把烟袋还给李德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老李，你也放心。只要我不死在河里，让我抓住对岸的一块石头，顺着石缝我也能上去。过河再见！”说完，他头也不回地率领8名奋勇队员们登上了小木船。
　　天大亮以后，渡河战斗打响了。
　　在十几个号兵激昂的冲锋号声中，熊尚林带着８位勇士乘木船向对岸划去。红军阵地上，几十挺轻重机枪在李德才的带领下一起吼叫开了，赵章成和他的迫击炮也准确地射向对岸敌人的碉堡。
　　渡船劈流破浪，刚驶到急流区，敌人就集中火力向小船射击，敌人的炮弹也纷纷落在小船旁边，顿时掀起冲天水柱，几乎将船抛向空中。当勇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划到河中央时，突然，敌人的子弹击中了一位船工，小船在水面上慢了下来，大家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这时，红军的一名司号员被河中木船的险情惊呆了，担任中央工作队队长的肖华立即从停止吹号的司号员手中夺过军号自己吹了起来。
　　站在河岸重机枪阵地上的刘、聂首长更是焦急万分，刘伯承大声命令李德才死死封锁敌人的火力点，同时命令炮手轰击敌人的碉堡。李德才轮换着使用两挺重机枪，两个战士不停地为他供子弹。这时机关枪叫得更欢了，子弹像雨点般打在敌人碉堡射击孔周围，赵章成的迫击炮也准确的掀翻了敌人的两个碉堡，敌人的火力顿时弱了下来。河中央的勇士们也纷纷拿起了船桨和木板划船，木船又开始向对岸移动。
　　好不容易船靠了岸，熊尚林带领战士们跳下船，趟着齐腰深的河水冲上岸。这时只见村子里涌出２００多名敌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军官们的督战下顺着山坡上小路冲下来，企图将红军战士重新再挤进河里，情况一下子变得危急起来。
　　一直在重机枪阵地上观战的刘伯承和聂荣臻，冲着李德才和赵章成着急的喊出了声：“打，打，快打呀！”
　　由于刚才一阵急射，炮兵阵地上只剩下３发炮弹。
　　赵章成是河南洛阳人，比李德才小１岁，过去在国民党西北军部队时信佛，每次战斗都要念上一段经文，祈求佛祖宽恕自己杀生。１９３１年他参加红军后和李德才一起在红３军，担任９师炮兵连长，但他求佛的老毛病还没全改过来。只见他在迫击炮旁双手合十，嘴里还不住地在那里嘟囔着什么。
　　见他这样，杨得志有些急了，厉声喝道：“老赵，你在搞什么名堂？！”
　　在他的催促下，“嗵、嗵。”赵章成发射出的迫击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在敌人群里开了花，敌人马上四散开来，为重机枪提供了极好的射击机会。
　　李德才把军帽摔在地上，脸色更黑了， “妈的，你们来吧。” 他紧紧地把住机枪手柄，打出的点射像教程规范一般。子弹雨点样泼向河对岸的敌群中，敌人东倒西歪，象谷个子般一个个倒了下去。
　　聚集在河边观战的红军战士们高兴地拍起了手，有人大声地喊了起来：“土佬，打得好！”“土佬、打得好！”
　　连刘伯承也被这热烈的战斗气氛感染了，他放下望远镜，用力地挥著手，亲昵地骂道：“好，好，这两个龟儿子硬是打得好！”
　　肖华挺起胸膛，手中的铜号吹得更响亮了，其他各连的司号员也都吹响了激越的冲锋号。
　　在号声和战友们的鼓舞下，熊尚林和勇士们飞一样冲上山坡，一阵手榴弹，一阵冲锋枪，很快消灭了残余的敌人，占领了敌人渡口的阵地。
　　紧接着，在勇士们的掩护下，李德才带着重机枪和营长孙继先乘第二船也过了河。敌人仍然不甘心失败，向渡口阵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扑。第一批渡过去的勇士们占领了敌人的碉堡，在第二船到达的李德才重机枪掩护下，战士们挥舞着大刀冲向敌群，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把渡口牢牢的掌握在了红军的手中。
　　李德才登岸以后，迅速随同战士们占领了制高点，居高临下向敌人猛射，敌人抵挡不住，只好向富林方向溃逃。这时，后续部队也上来了，红军趁势穷追不放，一口气扫除了沿河20公里的敌人，直到占领了美罗场侧翼的野猪岗山顶，才停止了追击。
　　强渡大渡河的战斗以红军的彻底胜利而告结束。
　　在渡河战斗中到底是１８勇士还是１７勇士这个问题上，见诸报刊和各种材料有不少的说法。
　　通常的说法是１７勇士乘一条船强渡过河，夺取了大渡河战斗的胜利。
　　那么为什么人们还说李德才是１８勇士之一呢？
　　笔者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显示，对于这个问题，早在解放战争年代，东北教育社通联组曾就强渡大渡河是１７勇士还是１８勇士的问题致函询问中央秘书室，中央秘书室又将此函转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处，新闻处调查后的答复是：“据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第1师第1团团长，亲身指挥强渡大渡河战斗的杨得志将军谈：当时强渡大渡河的确是１７个英雄，内中１６个是1营各连选调的班长、排长、战士……连长熊尚林为队长，共１７人。同时在强渡大渡河时，有很多人在隔河打掩护也确实打得很好，尤其是赵章成同志的迫击炮和李德才同志的重机枪，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后来传说有18勇士，也许是把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也算进去了。”
　　另外，因为渡河时船太小，17名突击队员的确是分两批过的河。杨得志上将曾在《星火燎原》一书中回忆：“过了一会渡船又回到了南岸，孙继先同志率领机枪射手上了船，向北岸驶去，继后我随之过河。”
　　后来担任过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孙继先中将也在《强渡大渡河》一文中讲到：“船又靠岸了，我带着二班和两挺轻机枪、一挺重机枪共８个战士跳进船里。”带重机枪当然一定要有射手，那自然就是李德才了。
　　李德才保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档案馆的自传中也写道：“大渡河战斗我自愿报名参加突击队，跳入水中，乘第二只船过河。”
　　由此可见，在强渡大渡河的战斗中，随同17名奋勇队员一起分乘两条小船过河的战斗成员只有李德才一个人，所以后来1方面军参与大渡河战斗的人们都称他为１８勇士也并不为过。
　　另外，渡河战斗结束后，由于李德才和赵章成在战斗中的特殊贡献，1军团领导专门授予了他俩和杨得志、孙继先同１７勇士每人一身灰军装和一双胶皮鞋的物质奖励，这对于长征途中每天要行军打仗的红军战士来说，是比任何东西都要珍贵的最高奖赏。
　　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和1军团长林彪都来到了大渡河边，先遣司令刘伯承见中央负责人都平安到达安顺场，心里也很高兴，他要杨得志从村子里搞来几缸米酒，在江边请大家畅饮。他们有好些天不见面了，一路上各自都有些奇闻趣事，于是，乘着酒兴，兴致勃勃地听刘伯承讲述１７勇士强渡大渡河的经过。
　　当听到李德才和赵章成的事迹时，毛泽东他们被逗的哈哈大笑。张闻天不解的问：“‘土佬’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酒碗，兴致勃勃地给他们讲起了李德才绰号的由来，几个人笑得更厉害了，连一向不苟言笑的林彪脸上也露出了少有的一丝笑容。统帅们欢快的情绪影响了周围的红军战士们，把当前严重的敌情冲淡了不少。
　　１９３５年５月２日1军团的《战士报》专门以“向牲部（长征中红一团的代号）全体指战员致敬礼”为题，表杨了红1团勇士强度大渡河的英雄事迹。
　　在《西行漫记》一书中，美国记者斯诺也专门写了一节“大渡河英雄”，高度评价了强渡大渡河的重要意义：“强渡大渡河是长征中关系最重大的一个事件。如果当初红军渡河失败，就很可能遭到歼灭。”
　　当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接见李德才和１７勇士时，朱德总司令热情地赞扬：“你们用自己的勇敢换取了战斗的胜利，避免了更多的伤亡，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你们的英勇行为永远不死。”
　　这句话传来传去，就变成了李德才和大渡河的勇士们都因战功卓著，被朱毛授予了“免死牌”的轶闻，说他们以后无论犯了多大的错误，都可以无罪免死。为了证实真伪，笔者７０年后向李德才的夫人求证，她讲述了朱老总的这段话。
　　不过，李德才和大渡河勇士在危难之际力挽狂澜，改变红军命运的历史功绩，永远的成为了人民军队战史上一笔浓重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