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康恩贝董事长胡季强：建议加大打击拐卖收买妇女儿童综合治理力度
财联社（杭州，记者 刘科，陈抗）讯，2022年是康恩贝（600572.SH）董事长胡季强连续第10年参加全国两会。今年，胡季强准备提交的议案涉及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法制定、公司法以及企业破产法修改等相关方面，拟提交的多个建议中包括加快建立非处方药上市审评体系、鼓励发展循环利用技术体系等。这其中尤为显关注的，是加大打击拐卖收买妇女儿童综合治理力度的建议。今年全国两会，包括胡季强在内的多名代表委员就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问题向全国人大提交了修法议案提案。
在胡季强看来，法律上的修改仍远不能轻易解决妇女儿童被拐卖后相关人员寻回、解救的实际困难。过去，执法部门因受制于技术手段不完善，寻人、救人举步维艰，而随着近年来数字科技迅猛发展，数字互联网等科技手段定将为执法部门寻找解救被拐卖人员提供极大帮助。
因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 建立“全国拐卖人口实时解救系统”
建议公安部、工信部协同构建系统、完善的“全国拐卖人口实时解救系统”，由专业部门负责运行维护，并协调各相关部委和机构全力配合。当发现妇女儿童失踪时，立刻上建议3 报到该系统。经核实后，系统向全国全网发布紧急警报，尤其向事发地区附近的手机和广播系统发出协查关注请求，其中包含涉嫌拐卖罪犯的相关特征信息。建议在手机常用APP里，与各地健康码相似，开发和添加该系统的终端对接功能，以此可以在接收到紧急警报信息时弹出即时通知。 实际上，我国于2016年，公安部已经启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建议可以以此平台为基础，扩大其服务范围，把妇女儿童拐卖也一并包含，进一步提高其中的数字技术内涵，与手机终端更好结合，充分发动群众力量，与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合作，发布失踪人员外型、籍贯、年龄等信息，帮助寻人。而且，各部委和相关机构的协调配合也非常关键。
二、借鉴新冠防疫流调方法
“流调”为我国疫情防控立下了汗马功劳。“流调”就是要搞明白：在过去每一个重要时间里，某人走过的路、遇到的人和发生的那些事儿。用专业术语来讲，流调就是要弄明白传染病流行病学三间分布，即：时间分布、地区分布、人群分布，以求发现规律，采取措施，控制疫情。
流调中收集的重要信息有：近期行程情况。包括14天内具体行程、是否去过重点地区、接触过谁（与谁共同生活、学习、工作、娱乐或其他近距离接触、是不是采取了有效防护措施）、交通工具、同行人员等。对被拐卖人口（亲戚朋友）和人贩子嫌犯都应展开类似“流调”，也可简称为“拐调”。
先进的信息技术如大数据行程卡等，与“拐调”和“全国拐卖人口实时解救系统”相配合，通过追踪最相关的人员的接触信息和地理位置，相信可以大大提高追踪、解救被拐人口的效率，提高破案率，有助于更快将人贩子抓获、绳之以法。
三、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分析人口拐卖
数据是数字经济的血液。基于失踪或被拐卖人口（近亲）的DNA数据，人贩子嫌犯的相关特征信息，人口贩卖高发地（包括被拐卖地区和收买地区）信息，以及上述“拐调” 信息，充分使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应用开发有针对性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方法，在分析已有大量案例基础上，可有效预测可能的人贩子嫌犯及收买人的地理位置。先进数字技术可以大大减少对人口拐卖的追捕成本，提高搜寻、解救和抓捕效率，让人口拐卖犯罪无处遁形。
四、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
有了先进数字技术系统的强力支撑，有效执行最终还要靠人。“全国拐卖人口实时解救系统”和中央专业部门负责统筹，务必保证基层的认真执行，也有助于避免宗族等地方保护的层层设阻。
对于“全国拐卖人口实时解救系统”终端用户，以及相关举报拐卖（包括贩卖和收买）的群众，要有足够的物质奖励，可以将收缴人贩子和收买人的罚金中的相当一部分用于奖励相关举报和协助人员。
五、同步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法发[20107号（以下简称《惩治拐卖犯罪意见》）相关内容
《惩治拐卖犯罪意见》第20条规定“被追诉前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向有关单位反映，愿意让被收买妇女返回原居住地，或者将被收买儿童送回其家庭，或者将被收买妇女、儿童交给公安、民政、妇联等机关、组织，没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第21条“明知他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仍然向其提供被收买妇女、儿童的户籍证明、出生证明或者其他帮助的，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共犯论处，但是，收买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除外。”应予删除。理由为：基于前文所述提升本罪法定刑，以示高压打击本罪的目的，该意见第20条没有存在的基础。第21条的规定显然采取了“共犯极端限制从属性原则”，该原则既不符合我国共同犯罪单一正犯体制，也不利于消除本罪的帮助行为，造成放纵渎职行为和不利于国家各部门齐抓共管打击犯罪，也与国家打击此类犯罪政策导向不符。
六、预防犯罪的社会治理建议
1、消除贫困、人口性别比例失衡、落后观念、基层干部法制意识淡薄、百姓同情收买者心理等因素
2、建立类似美国“AMBER ALERT”紧急报警系统
3、发现犯罪及时报告和惩戒制度，建立基层组织考核“一票否决制”、加大纪检巡察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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