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总和我想得不一样
我总是会想起那个男孩，我甚至忘了他的名字，可却还记得他佯装着不让我拍他用手挡住镜头时的笑脸。他是我去河北保定采访哈哈腔剧团时遇到的一个小演员。不过小的只是他二十刚出头的年纪，论资质排辈，他十几年的艺龄也算是老资格了。https://p3-sign.toutiaoimg.com/tos-cn-i-qvj2lq49k0/6666ee7cf7604f9798c01e96ee2be53b~tplv-tt-large.image?x-expires=1968540386&x-signature=owKnRde6ykTmLB3X%2BIGHoGhWT%2F8%3D
那一趟采访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周折得多，本以为从北京到保定，出了火车站打个车到清苑县就能很顺利地遇见哈哈腔剧团。怎料，那还仅仅是这趟寻戏入深乡的开始。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县阳城镇，刘指挥，那个礼拜，哈哈腔剧团搭台上戏的地方。乘着渐行渐黑的暮色，途经几个小村落，我们在鲜见人烟的田间地头，坐在仅有仪表盘发出微微荧光的出租车里跑了1个小时，窗外的景色在浓雾中越来越模糊，偶遇的路人也只剩轮廓再也看不清表情，而目的地还在前方。
开车的师傅估摸四十出头的样子，我问他是否知道哈哈腔，又是否曾经听过。答案是肯定的，但却说不太记得最后一次听是在什么时候，至于唱的是哪一出也早已不记得。“这种地方戏越来越少人去听了，早先还在剧场里演呢。估计年轻人都不爱听了吧。”想来不能全怪时代的变革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冲击才使得年轻人对传统剧种态度冷漠。好东西，至少要先接触才能喜欢吧。更何况是这种地方性的、接触面窄的戏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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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把“消失”归咎为时代的发展，可文明却默默地成为了牺牲品。生活节奏快，我们吃速食，玩速配，广场上还跳起了快闪，惊喜是有了，但沉淀呢，熏陶呢？可话又说回来，在某种程度上我似乎又挺能理解为什么很多老手艺后继无人。条件很艰苦是一个，不受重视是一个，这是个圆，互相补足，少一环都会让链条上的其他环节的存在变得辛苦十分。就说这个哈哈腔，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整个中国，仅存这一个剧团，没有固定的演出场所，走村串巷搞得跟走穴似的。想必生活工作的条件也好不到哪里去，目前剧团的成员或许只是欠个机会，很难说也就分崩离析了。那年轻人呢？是不是也是迫于生活，不然谁又愿意过这种居无定所又平淡如水的日子？
在车子驶入一段颠簸的小径之后，远远的一块空地上，一尖顶类似巡游马戏团那样的墨绿色帆布帐子已映入眼帘。低头入帐，黄土地上遍是上场演出结束之后留下的狼藉。四周很暗，只有来自舞台上方的一丝光亮，撩开阻隔台前幕后的帆布帘子，除了专业调音台和沿着弧形的空间摆设的道具之外，空无一人。或许你无法相信，一个乡间演出的草台班子有整套专业的调音设备，舞台上方悬挂有整排的射灯。虽然舞台是用一块块长短不一的木板架在钢架上搭成的，但眼见这样的硬件配置，已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想来，定是我小看了这个剧团班底。
转身入后台。尽纳眼底的空间层次分明、井然有序，各种道具服饰分门别类地摆放整齐，很多曾经只在电视屏幕上见过的行头第一次出现在伸手可及的地方。一张上学时课堂里用的开裂的木头书桌，一个用来充当调色板的铝制餐盘里已漂满了飞虫尸体，用来上妆的毛笔高低地插在一块用泡沫制成的笔座上，彩粉和戏剧油彩开了盖散了一桌，放在桌上的化妆镜竟没有一块是完整的。
意之后，很多老人就像夸自家宝贝孙子似的争先恐后地向我夸赞哈哈腔这个专属于河北的地方戏种。
“它们可是我们河北唯一一个哈哈腔剧团哦！唱得特别好，是这个！”一坐在远处的大爷围到我身旁冲我举起大拇指这么说，随即身边的很多老人齐声应和，满是骄傲的口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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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妈大爷你们都喜欢看啊？那年轻人喜欢看吗？”我紧接着问道。
“他们不喜欢。我们老的爱看。”一大妈慢条斯理地说道，“姑娘，要好好给他们报道报道，唱得多好啊。”看着大爷大妈们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我看向离舞台稍远一点的地方，寥寥几个年轻人一早将摩托车驶进帐内，倚着车，嗑着瓜子等待演出的开始……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遇到那个男孩的，他不像是剧团里的人，毕竟这个时候所有演职人员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忙乱着。后台人很多，除了演员还有不少看热闹的。那时，我正忙着和员外“老爷”搭话。正在用手机看小说的“老爷”，敦圆富态的容貌颇具喜感，本以为团龄很高可以采访些心得什么的，可这位“老爷”不仅刚从河北梆子转唱哈哈腔才2年，更有一搭没一搭地不怎么搭理我。正当我苦恼谈话渐入窘境，男孩的出现化解了眼前的尴尬……
小伙一看就一副很年轻很鬼马的样子，“你拍他嘛，拍他嘛。每次有人来拍照就喜欢拍他，他可好看了。”“老爷”那之前没有表情紧绷的脸上居然泛上了些许粉红，假意嫌弃状用手拂他，“去，去，去……”顺而转身对我说，“你采访他采访他，他也是演员。”
起先，他并不承认，说话带着我绕花园，一会说他32岁，一会儿说他就是来找人的。看着他一副素人的模样，我也就相信了。转头再回到帐内，他居然在“梳妆台”前描起了眉眼。
“你骗我！”男孩脸上一丝得逞之后的小得意，正忙着上妆的他没有搭话，只是对我笑了笑。我举起相机，想要记录下这一刻，他连忙用手上的方镜把自己挡了个严实，直嚷嚷，“别拍别拍。”
事到如今，我依然清楚地记得他说那年他22岁，刚过了法定的结婚年龄，要准备去和已经办过婚礼的媳妇补领结婚证。而且他已经是一个十个月大孩子的父亲，只要没事就会往家里跑，我遇上他那会儿，他刚从家里跑回来。年纪轻轻的他算艺龄已有十几年了，如今跟着剧团奔走在各村各寨演出，看在我眼里不是件轻松的活。
我承认，去采访的那天，我做了很多私人的揣测，比如演员们是多么的不情愿，生活是多么的艰辛，甚至表演是多么的山寨，等等。这样的揣测当然不是毫无根据的，总觉得电视上不都是这么演的吗？走穴的演出，蹩脚的演员，只能在乡野登台，上不了大雅之堂……这些就是我面对人和事，面对这个世界的经验。我问男孩，这样的生活你觉得辛苦吗？他回答我：“我从小就进艺校学戏了，家里人也是唱戏的，小时候觉得喜欢就学了。之后也就顺理成章地走了这条路。辛苦？没想过，工作不都是这样的吗？”
我突然有些惭愧，原来只是我不相信真的有人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里能不怒不怨，还能从心里微笑。他们专注于眼前的那方舞台，精进技艺，为还在给他们鼓掌的观众负责。中国人说知足常乐，我看他脑子里没有杂念，简单，专注，所以他快乐，至少比我快乐。
我还记得，那晚，男孩在《状元与乞丐》中饰演长大之后的文凤。从他的脸谱造型上不难看出，那是个丑角。看着他清秀的面孔，在娴熟的一笔一画间成了他人模样，才惊觉，那些所谓戏子的人生，不只是台前幕后的转变那么简单。
有一年秋天，我和朋友去了坝上骑马。第一次骑马，既兴奋又担心，但看到朋友高头大马地骑着，不由得宽了心，心想连腿脚曾经受过伤行动不便的她都可以，我就不在话下了吧。可事实上，4个小时的上山下坡，简直让我苦不堪言，而她一路上挥鞭扬尘将我远远地甩在后面。回到营地，我的双腿痛得直不起来，她却屁颠屁颠地跑来扶我，说：“瞧瞧，还不如我一残疾人。”
平日里，她也总是和我们开玩笑说自己是残疾人。起初我很尴尬，不知道这话该如何往下接，就当我一脸无所适从的时候，她早就自顾自笑开了。渐渐地，她开朗的心态让我明白，她是真的不在乎，也真心地希望朋友能拿她当正常人对待。
想来，有问题的一直都不是她，而是我。在心里，我一直把她当作一个身体有残缺的人来对待，处处小心，别说错话，别做错事，生怕一不小心触碰雷区。究其缘由，从一开始，我将她的遭遇投射到自己身上，做了很多关于“如果是我的话”的假设，自问无法承受这种痛苦，怜悯之心便油然而生。
想起《十七岁不哭》里玲玲瞪着水灵灵的大眼睛坚定地说，“我不要可怜，我要重视！重视！”相信那些生命无从选择必须面对缺失、仍然勇敢生活的他们，想要的无非也是这个吧。
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得了白血病的女孩，面对生命中的“残缺”，她乐观豁达，疾病没有耗尽她的生命力，反倒给了她机会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如她所说，“混沌的生命不可怕，可怕的是一辈子这样混沌下去直到死了也没能留下什么。”
我想给你们说说这个叫亮子的女孩的故事。
2009年4月28日那一天，亮子被医院确诊为血癌，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白血病，那一年，她35岁。
朋友们在得知这个消息时，眼泪禁不住簌簌地掉了下来，之后却始终不敢与亮子联系，不知道面对她时该做何反应。我特别理解这种感觉，就像我在得知要采访一个白血病患者时的心情，小心翼翼，有些不知所措。大部分人和我一样，当看到这种生命的“残缺”时，心中顿时升起一股愕然，甚至搀杂着些许恐惧的一惊，因为我们不敢去想同样的遭遇若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亮子同样也有顾虑，“大家来看你，你不知道面对他们时你需要说什么，很多时候你还得安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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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有的欢喜仅在于活着，我收获的平静来自死亡。”
把亮子介绍给我认识的那个姑娘跟我描述了几年前的她，“我们一群人中，就数亮子最大大咧咧，每次见她都是‘哈哈哈’，似乎比谁都容易快乐。属于男孩的那种爽朗直率的性格。”谁又能想到，短短几年之后，亮子那没心没肺千篇一律的生活如今反倒像被灌了醍醐开始生出些滋味来。
病前，总是在夜里醒着，白天混沌的状态下稀里糊涂的亮子，从来不会想要去思考关于生命中“想要”的问题，生命对于她来说仅仅是过活。然而，“生病是件奇妙的事情，会让人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体、心理和人生，促人成长。”这是2009年入院接受治疗几个月之后亮子在微博上写下的。以往未曾思考过的问题，反而在生病之后被激活了，当她认为已经不再去为生存考虑，反正都要死了的时候，世界突然间像一幅尘封束之高阁的画卷一般在眼前展开，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轨迹，去倾听内心最原始的渴望。
现在的亮子学会了看天、看云、看春光，她冲着死神叫嚣，埋怨它来得太早，刚刚懂得生命意义的她还想好好地活下去；她责备死神来得太晚，如果说死亡激发了内心的渴望，那这些体悟早该伴随她的生命一路走来，“我所有的欢喜仅在于活着，我收获的平静来自死亡。倘若真有死神，我想对它说：‘你大爷的，下次再来。’或者，‘你大爷的，怎么现在才来。’”
刚住院那会儿，朋友到医院来看亮子，脚才刚迈进病房就快哭了，搞得跟来参加追悼会，就要生离死别了一样。亮子心想，我这好好地还没死呢。“其实我需要的并不是安慰，只需要承认这个事实，然后去治病。”
人化疗之后细胞大量被杀死，会有一个骨髓抑制期，这时人的抵抗力会很低。随后骨髓恢复生长，沿着脊柱，身体将感到酸痛，坐卧不安。“对于我来说，疼痛无疑是一件礼物。但，为什么细胞生长会产生痛感，衰败的时候反而无感呢？衰老是一种安静的变化吗？”这样的疑问总是在每次化疗之后伴随着疼痛在亮子的脑海中响起。
疾病是生命的一部分，像我们自己养大的一个孩子，你不能因为他不听话了，就把他杀掉。“我的一位医生曾经跟我说过，人的一生其实在精子和卵子结合的那一刹那就注定了。每个人身上都有恶的细胞。”亮子说。
有一段时间，亮子的住院生活只有发烧和不发烧两种状态，因为无论是烧或不烧，医生总能将情况说成是好的，这让失去判断力的亮子觉得发烧能让癌细胞受苦，一定是件好事，直到一次发烧，严重到几乎夺走她的生命，她开始祈祷还是不要发烧的好，“认真想想，觉得自己像是在和死亡赌大小的赌徒，一次次买定离手，只等着认赌服输的那一局，生有欢喜，生无可恋，多谢惠赏。”
既然生命如此安排，既然生病、死亡再普通不过。亮子在谈论身体的病症时，让我体悟到既然事实无法更改，与其与之搏斗，不如学会好好与之相处。
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每当说起白血病，脑海里总是不自觉地出现电视里那些蜷曲着身体接受骨髓穿刺的画面，禁不住战栗。
“你就看电视里扯呢吧！作为一个抽了十多次骨髓的人，可以说戳骨髓实际上没那么难受，感觉和那个抽血是一样的。”亮子一听到那些影视剧作品，大笑着说扯淡，“我做的是骨穿，手术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只要3天不洗澡就行了，还有一种是腰穿，结束后需平躺在床上6个小时不能动。你觉得自己很惨吧，看到还有比你更惨的人，我就觉得挺安慰的。所幸白血病不让人痛，否则十分怕痛的我早就倒下了，有时觉得自己运气蛮好的，还挺会挑病。”
亮子曾经说过医院的环境是有一些阴暗面的。小小一间病房，一群同病相怜守望相助的人。但不容忽视的人性是复杂的，病人在一起，首先当然是希望自己好起来，如果你不好也希望别人不要好，甚至你会希望别人都治不好只要自己好了就行。有一种可笑的生存竞争在，即便只是个体自身之间的抗争。
病友生活在一间病房里，相互之间会产生一种影响。这就好比孤岛生存，原本大家都处在一个孤立无援对等的状态当中，突然其中有一个人得救了，但得救的那个人不是你，你会产生一种极为不平衡的心理状态。一方面同病相怜，大家要守望相助，一方面又存在生存优先的竞争关系，使得病人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这让我不由得又想起了《三傻大闹宝莱坞》里的一句话，“在人类行为学课上我们曾学过，朋友失败时你难过，朋友成功时你更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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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生命如此安排，既然生病、死亡再普通不过。亮子在谈论身体的病症时，让我体悟到既然事实无法更改，与其与之搏斗，不如学会好好与之相处。
采访结束后过了很长时间我和亮子又通过几次电话，见过几次面，我承认，每一次我都特别小心翼翼地伪装自己的言行，尽可能自然，尽可能不去触及她的日常，比起她来，我要胆小得多，生怕让对方察觉到我用有别于对待正常人的方式对待她。而这一切，其实是源于我看到了自己内心的自卑，这种自卑是一种同理的映射。可每次当我看见亮子神采奕奕地出现在我面前时，我都倍感惭愧。其实，我当然知道我的这种想法都是最为真实的人之常情，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残缺”的确是完全意义上的他者，是一个没办法真正理解、发现、体验和引起心灵共情的除你之外的另一个人。我们只能凭借自己的见解去体验和揣测，无限接近却始终只能是局外之人。
至今我和亮子仍然保持着联系，客栈刚开之初她给我来过一个电话，说最近迷上了纸模型，说有个宇宙灯很漂亮，要送给我。我表示很期待，并希望她亲自带着礼物到我这里来旅行。像讨论明天中午吃什么一样日常，她说：“等我这次出院，身体状况好一些，我就去你那里休养一段时间。”我仍旧不敢继续深入地询问下去，我确实比亮子要脆弱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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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真实的故事看似离我的生活很远，但却能从他们身上映照出自己的模样，没有诱惑单纯地专注地做好自己能够做好的事，才能知足常乐；看着那些生命遭遇重创时所把持的态度却是无关创伤本身，生命无论长短，懂得珍惜才算是活过。人总是凭借着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去理解别人，忽略了人的独立性和个人的差异性，如果我还是一直带着预设立场去看待人和事，遗憾的只会是自己，那会错失多少“与众不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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