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圆”的人，投资就能成功？听听诺贝尔得主怎么说
圆圆的大脑是多少万年人类进化结果，是人体内部结构和功能最复杂的组织，也是极为精巧和完善的信息处理系统，掌管着人类每天的语言、思维、感觉、情绪、运动等高级活动。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发现，人类大脑是不断进化的产物，在原始“感性”的哺乳动物的大脑基础上，具有“理性”思维的大脑皮层逐渐演化而成，但人类的大脑不具备自觉驾御人类自己创造的市场的能力。人类大脑的理性部分使我们可以预测未来、思考重要的事情，并使我们真正成为有别于动物的人。但是，在“理性”思维的表象下面，人类更原始的感性思维的本能一直在蠢蠢欲动，并且经常控制了理性思考。为了保护人种的发展，人类利用一种规则、制度或习俗的文明显系统来发展“理性”思维，使由石器时代发展起来的世界里逐渐演变以适应人类的生存，人类的大脑表面上似乎适应了理性的规则。
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资本市场的投资过程中，人类首先是社会动物，要考虑在社会集团的阶层里的相关地位，并计算不参与到这一社会集团社会群体行为将付出的代价，在团体一致的压力下，投资者下意识地做出从众行为。同时，为了维护在团体中的形象和地位，投资者害怕失败，固执地持有较差的股票，甚至尽快卖掉手中上涨的股票，以使利润实现，从而产生处置效应。投资者往往注重随机的心理参考点，而不是这只股票所在公司的实际价值，因为人类大脑具有说服自己相信我们希望相信的事情的本能，与支持相反的结果的证据相比，投资者会给支持其希望的结果的证据以更多的权重（Brian O'Keefe，2001）。
揭示大脑非理性的奥秘是投资者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大脑分区里面存在着这样一种叫做信息集结区，中脑系统负责情感记忆还有情绪波动和一些本能反映。中脑和大脑皮质之间有一个中介神经元构成的区域叫做ADC，是自我意识的发源地。情绪波动的时候控制情绪的神经在中脑的和脑干之间，它发出的信号一直到ADC，ADC控制人的行为，当情绪冲动时，人的行为是非理性的。越是有能力的人，行为的不确定性的越低；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越高，投资决策后果的不确定性也越高,投资者的行为也可能越不理性，行为越不可期。投资者能力非常差的时候，环境高度不确定的时候，他的行为就可能非常保守，他的行为是高度可预期的；因此越是能力差的投资者，越是环境不确定，那么他的行为越可预期。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对心理学家卡尼曼和茨沃斯基在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理论的奖励。行为学家从脑神经科学出发，认为投资者的大脑结构将使得策过程出现系统性的判断失误，投资者出现非理性行为是有客观的生物学基础的，证券价值也是非理性和理性行为共同决定，从而解释了传统经济学所不能解释的比如价格逆转、溢价、市场狂热和恐慌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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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大脑结构是行为非理性的基础。人脑中的1000亿个神经细胞通过突触间的化学反应进行信息物质的交流和传递，构成了人类的思维以及记忆基础。人脑结构和功能是无比复杂的超巨系统，制造人的思维、知觉、判断、理性、感情，使人兴奋、也使人抑郁。在网络信息时代，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人的脑袋及储藏其中的脑能。人类的大脑分为上脑和下脑，左脑和右脑四个部位，各部位明确分工：上脑有认知功能，下脑有情感功能；左脑负责抽象思维，右脑负责形象思维，灵感思维。20世纪70年代，赫曼博士（Dr. Herrmann）发现，人的大脑除了左、右脑外，还可分为A、B、C、D四种，它们的思维特征分别是——A脑：逻辑、分析及数量导向；B脑：条理分明、循规蹈矩、保守审慎；C脑：感性、敏锐、表达生动；D脑：直觉反应、策略导向。大脑左、右两个大脑半球，两半球经胼胝体，即连接两半球的横向神经纤维相连。美国加州大学神经生理学家玛佐塔运用更先进的PET（电子层面X线照相术）研究人们左右脑的活动情况时发现：处理简单的语言问题时人们左脑活跃；欣赏音乐时右脑活跃。遇到处理稍微复杂的问题时，大脑的两半球都活跃地参与，不光是两半球，大脑的顶部和底部，额部和枕部，几乎所有的部位都参与。
大脑主宰人的行为。从生理构造上来讲，大脑两半球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大脑左半球作用于语言记忆，右半球作用于形象思维，海马区是短时记忆的加工平台。人的左脑支配右半身的神经和器官，大脑左半球偏重于语言、概念、代数、分析、逻辑推理等的思考、认识和行为,负责抽象思维、符号解释和精细分析，擅长于说、写和数学运算。右脑支配左半身的神经和器官，偏重音乐、想象、可视的、综合的、几何的、绘画的形象思维, 右半球主要负责空间、知觉和情感等功能，在理解立体图像和空间变化，负责形象思维，感受复杂的声音和欣赏音乐，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等方面比左半球具有优势。人脑所储存的信息绝大部分在右脑，信息储存量是左脑的一百万倍。右脑储存的形象的信息经左脑进行逻辑处理，变成语言的、数字的信息。右半边大脑起着让人认识自己的作用。更高层次的感知，如自我意识，右半边大脑所起的作用还超过了左半边大脑。
人的左右大脑在主导情绪的过程中都很活跃。在感知语言、语调和情绪信息过程中，人的右半脑起着主要作用，而左半脑的重要作用则表现在解析语言含意上，关注于信息的真正含意时，人们的左半脑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作，以弄清信息“是什么”和“为什么”。 斯佩里通过大量的实验，证明人脑两半球在功能上高度专门化，而且不对称，它们既互相独立又彼此互。正常人的心理活动，是左脑和右脑“分工合作”的结果。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只重视左脑分管的那一部分理性，忽视右脑分管的非理性，但右脑非理性的对于发展当前的教育、科学、文化具有特别的意义。右脑具有左脑所没有的创造能力、直觉思维、预知能力和进取精神。由于传统的考试方法、人事制度重视左脑理智，导致大多数理工科学生、工程师、会计师、企业管理人员都是左脑主导型人员，倾向于保守稳妥、缺乏想象力和创新精神。右脑非理性是指灵感、直觉、无意识等认识形式和心理因素，“光靠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不能创造，不能突破，要创造要突破得有灵感”（钱学森）。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对心理学家卡尼曼和茨沃斯基在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理论的奖励。行为学家从脑神经科学出发，认为投资者的大脑结构将使得策过程出现系统性的判断失误，投资者出现非理性行为是有客观的生物学基础的，证券价值也是非理性和理性行为共同决定，从而解释了传统经济学所不能解释的比如价格逆转、溢价、市场狂热和恐慌等问题。
美国全脑研究协会主席赫曼认为，由于遗传、环境、教育等因素，可能有某一侧脑占主导地位，另一侧处于从属地位，这样就决定了一个人的思想方法、思考习惯、兴趣和特长。美国行为学家戈斯比德在1983年出版的《全脑研究指南》中指出：以市场价格预测为例，左脑主导型人员习惯于用分析、统计、推理的方法估计未来的价格变化，这种预测只有在未来行情重复过去行情变化的情况下才可能是正确的，如果未来行情趋势不严格重复过去的周期，投资者以过去的统计数据进行预测并作出投资决策，将会遇到很大的风险。同时，即使是理性的投资者，在市场处于突发状态下也可能变成非理性的投资者，但他们又不具备右脑主导型者。右脑主导型的人富有想象力，能凭直觉推测，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在行情涨落不定的经济形势下战胜竞争对手。目前，当大多数投资者得都是“左脑型”的预测家，理性的数量预测时常出现非理性的后果：大家利用相同的数量模型、推理方法和计算工具时，得出相近的预测结论，利用这种相似的结论进行投资时，往往出现投资集中度过高的现象，导致行情大起大落，从而引发非理性的市场后果，因此反向思维及其操作谋略往往见效。
为此，为防范市场风险，我们应当开发右脑的功能。右脑具有左脑所没有的四项特別功能：一是谐振共鸣功能。右脑具有「音叉作用」，与万物发出的波动谐振，接收到复杂微妙的信息，这在投资者的投资过程中十分重要，直觉有时穿透信息不对称的障碍，使投资者掌握机会或回避风险。 二是想象化功能。右脑懂得透过本身的创造力，将信息重組，进行全息感应，使得信息的损耗、综合、重组等得以在头脑中完成，从而结合左脑分析出行情的趋势和个股的价格趋向。 三是高速记忆功能。左脑的记忆像计算机，是线性的，右脑的记忆像照相机，看了一眼就全部贮藏起来。由于信息过多，如果全部要认真阅读，投资者将无法进行正常的投资，浏览各种信息并能快速记忆，是投资者成功获得信息的手段。四是高速自动功能。右脑有办法将接收得来的大量信息整理成为有意义的意念，予以运用，这种功能的速度与复杂性高于左脑千万倍。
当然，右脑最重要的贡献是创造性思维。右脑不拘泥于局部的分析，而是统观全局，以大胆猜测跳跃式地前进，达到直觉的结论。这种直觉思维常常能超越现有的情报信息，预知未来的发展趋势。在当今瞬息万变，变化趋势又千头万绪的时代，右脑的创造性直觉思维对于我们的生存变得尤其重要。美国2000家成功的大公司经理中多数人具有较好的右脑直觉思维能力，使他们能预知未来的变化，帮助企业作出重大决策。
其次，大脑功能是行为非理性的内因。人类的大脑组成包括皮质、脊椎、小脑、脑干、脑桥等部分。脑干和中脑系统的活动是意识无法控制的非理性行为形成区域。理性行为仅仅对应于大脑皮层能够控制的那部分行为，中脑、脑干等部分控制的非理性行为是“理性”难以控制的，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就存储在中脑、脑干等部分。
在大脑边缘系统最前端的脑隔区，是“快感中枢”，边缘系统中还有被称为“扁桃核”与“海马”的部分，它们主管愤怒、害怕、攻击等等，形成“痛苦中枢”，它与“快感中枢”为邻，一个中枢神经细胞放电过量，常常影响到另一个中枢的神经产生反应，投资者决策失败，“痛苦中枢”兴奋；投资者决策成功，“快感中枢”兴奋，现代心理学实验表明，人类“痛苦中枢”比 “快感中枢”的敏感度高两倍，由此形成行为金融学视界理论（卡尼曼，1979）的生物学基础。
现代无创性成像技术使研究脑科学成为可能。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通过监测发射正电子的分子在脑内的分布，来了解脑内功能活动。这些发射正电子的分子是由人为导入的，根据需要可以观察血流，也可以观察脑内神经递质等分子。美国科学家雷克尔（M. Raichle），将PET应用於脑功能的多方面研究，人们可以窥视活体脑的工作。比如，同一单词，人把它作为动词想时和作为名词想时所用的脑区不一样。
功能性核磁共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NMR）也是无创性成像技术。在脑内，功能性核磁共振主要检测有氧与无氧血红蛋白的比例，从而观察脑内局部区域血流量，而脑血流量能显示脑局部区域活动情况。由于人脑的血液里含有水分，水有氢原子核，在强磁场作用下，脑血液里的氢原子核发生核磁共振效应，然后通过电脑把这类极其微弱的电流呈像出来。1991年发明的FRMI可以实时地把大脑每一区域的活动都用3mm左右的“切片”一片一片地全给切出来。
通过现代脑科学研究，行为学和脑神经生理学为微观经济理论提供了适用范围划界： “理性选择”和“实证主义”适用框架。由“脑干”所决定的行为是人类长期演化结果， “脑干”积累了无意识的知识，那不是理性能选择和控制的，已经沉入到特定社会的知识结构的潜意识部分或成为 “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决定的人类行为是非理性的，在外 界信息的激活下，集体无意识在市场信息中将发挥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非理性繁荣或金融泡沫的生成。
大脑的中央沟回分左右脑半球，基本上是对称的。沟回的后沿是感觉中枢，前沿是动作中枢。感觉中枢上，面积最大的神经元网络是关于“吃”的，是嘴唇和舌头的感觉中枢。饮食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中国的先民根据人类基本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的经验将其升华为抽象的道理即‘饮食之道’。先秦时代以致整个封建社会，象征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鼎鼐尊盘，以及绝大部分礼器，究其本来功能都是先民的饮食器皿。古代中国很多的思想文化观念和社会政治制度、都从‘饮食之道’为喻而立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并由《易经》首先系统确立起来的。儒家与道家受到《易经》以‘饮食’之道为喻来立身处世、治国经邦。儒家提出“民以食为天”，《老子》提出“治大国若烹小鲜”之说，庄子以‘饮食’为‘养生之主’，以‘庖丁解牛’喻要妙之道的境界，都是明证。《易经》的‘饮食之道’确实是我们进一步去认识、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把极富价值的钥匙，也是研究中国人脑功能与行为特点的钥匙。
吃，这是人的本能之一，神经网络分布最广；其次神经元网络是关于“性”的，在中央沟回的内侧下缘，面积也十分可观。这样，我们的大脑皮质生动地再现了我们原始生命的演化过程：人类在本性上是“食”和“色”的动物，即孟子说的食色，性也。中央沟回的几乎一半面积是手和手臂的感觉中枢，因为人是手的产物，所谓“手人（homo habilis）”。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大脑以及三种原始功能。本能冲动和我们的情感有很大关系，许多情感都是从动物情感里发展出来，但最高级情感也是保留了原始的本能。
凡是能够引起情绪波动的事件或体验，在认知科学里叫做“情感事件”。我们中脑系统的杏仁核专门控制我们对危险加以规避的动物本能，杏仁核、小海马区、整个的中脑系统控制了我们的情感。人类行为是一个很大的集合，在荣格界定的“自我”世界里面，理性只有一个点，理性之光点亮了一个角落。在这类被照亮了的“理性”行为里，又只有一小部分是可实证的，这就是我们经济学家研究的范围——就是可以反复出现，反复检验，在统计意义上合乎理性假设的，在统计意义上“正确”的行为。人类行为占集合总面积的99%都是无意识世界（unconscious world），从这里产的行为都是“非理性”的。非理性行为里又分了两类：一类是可实证的，还有大量非理性行为是不可实证的（汪丁丁，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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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脑记忆与非理性行为的根本。美国科学家费勒曼等人发现大脑的一个特殊区域中有一群叫做“细条纹”的细胞负责感知颜色。以色列科学家阿希萨尔发现，大脑接收感觉信号的过程类似于调频收音机接收信号的过程。大脑可以无线监视人体内神经元的频率变化，一方面接收身体各部位传来的脉冲信号，另一方面又起着“调频接收机”的作用，两种方式同时工作，从而使大脑中形成完整的感知图案。
感觉是人脑对作用于感觉器官的事物的个别属性的反映，如颜色、气味、光滑、粗糙、软硬等。感觉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等特殊感觉，有温度觉、触觉、痛觉、压力觉、震动觉等躯体感觉。感觉是人类最初级的心理活动，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活动，首先从感觉开始。
知觉是对某一具体事物的各种属性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整体属性反映。人们实际上都是以知觉的形式把客观事物反映到意识中来，所以感觉材料越丰富，知觉也就越完整、越正确。知觉往往是多种感觉器官联合产生的。根据起主导作用的感觉器官可将知觉分为视知觉、听知觉和触知觉等。除嗅觉外，所有感觉都要通过丘脑传达到大脑的感觉区而被感知，故大脑的感知与丘脑的活动密切相关。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内部联系的间接的、慨括的反应。思维活动是大脑皮层、丘脑、边缘系统、脑干网状系统等部位同时持续地按注意定向进行有序的兴奋冲动活动，在一已知前提条件下进行一系列推理而得出结论。这种推理性或理论性思维活动可由感知的刺激引起，也可由大脑内部因素引起的记忆所启动。
与感知相比，记忆是更加复杂的心理过程，它包括对象的识记、保持、回忆(再认)和再认(认知)。日本科学家河西春郎和松崎政纪发现记忆是有形的，以可见的形态被刻在大脑神经细胞表面树状突起的微小的刺上。神经细胞酷似一棵大树，长着许多枝杈状的突起，这些突起上还有无数个微小的刺，形状和大小各不相同。神经细胞受刺激后末梢网络可以重组。体感刺激会令初级内传神经细胞释出化学质P，P物质为脊椎神经细胞“吞吸”之后又会令后者（图4下方中央）的树状突（dendrite）产生末梢重组（图4上方层面），亦即有可逆的组织变化。
这些刺的密度与形状随着学习的程度发生变化，年纪越大数量就越少；在结构上，这些刺与另一个神经细胞的树状突起的末梢之一相结合，神经细胞之间的这个连接点就叫做突触；在突触上，从一个神经细胞末梢释放出来的谷氨酸被另一个细胞的刺上的谷氨酸受体所接受，转换为生物电信号；对谷氨酸的感受灵敏度是由突触结合的强弱决定的，即结合越强，记忆和学习的能力就越好。
中国科学家发现人的大脑中和学习、记忆功能有关的新区域，并得到国际科学界的承认。由第一军医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舒斯云教授发现的这一新区域“边缘区”，被国际权威专家称为“舒氏区”，即大脑皮层下的高级运动中枢纹状体边缘有一群纺锤状的细胞，这些细胞组成一轮弯月的形状，在纹状体边缘形成的特殊区域，在哺乳动物普遍存在的一个结构，而且越进化，这一结构就越发达。作为哺乳动物脑内新发现的一个重要结构，这一区域参与了大脑的学习记忆活动，和脑的学习、记忆功能密切相关。科学家已发现的分管记忆的海马、杏仁核等结构分散在大脑的不同部位，舒氏区正好位于几个结构之间，处于“枢纽”位置，与它们有着密切的功能联系。
因此，当你感知过一个事物后，当这个事物不在你面前时，在你的头脑“舒氏区”中还会出现那个事物的形象。表象具有直观性和概括性。表象在记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表象是记忆的主要内容。在记忆中，我们能够回忆过去的事物，并且能够记起很久以前看到的人、事，听到的声音，主要是依靠表象来实现的。由于感觉、知觉、记忆等表象化和形象化功能，投资群体中经常出现幻觉，通过集体暗示，不断扩散，从而成为市场传言，对行情产生影响。
当人的双眼各受到不同的闪动图像刺激时，注意力不能两边兼顾，而会不断两边摆动。图5是两个不同受测者的大脑磁场图像（magnetoencephalo graph），图中颜色所示是磁场强度差别，从黄色到浅蓝，大约有10-8 gauss的差别。现代传播媒体都在向投资者抢“眼球”，特别是电视财经频道对投资者眼球不断进行市场信息轰炸，使投资者无所适从，只好跟从股评权威的意见进行操作，形成从众行为，集体推动行情向高位上升或向低位打压，导致股市泡沫或促使股市崩溃。
行为金融学认为，股票市场的投资人是非理性的，未来股票价格起码可以部分地依据过去的行为加以预测，对于过去的趋势和财务报表的仔细研究能够让人获益。人们在做概率和风险的决定时，依靠的是大脑记忆中捷径，虽然非常经济而且经常是富有效率的，但带来系统性和可预见的错误(Amos Tversky Daniel Kahneman)。因为行为研究显示，直观性的表象记忆使资者自过分自信，据最近发生的表象臆测未来。因此，市场有的时候被过分自信的潮流所主导，20世纪90 年代中，人们开始进入集体疯狂（希勒，2000），这种疯狂是导致股市出现过度反应的内在原因。
由于表象在记忆中具有概括性，人们通常将事情快速进行分类处理，形成行为金融理论“事件的典型性”的生物学基础。人的大脑通常将某些表面上具有相同特征而实质内容大相径庭的东西归为一类，“事件的典型性”帮助个体在组织和处理大量的数据、资料的时候，就会引起投资者对旧有信息的过度反应。人作为一个有思维、有情感、有理性、有直觉的多维综合体，在投资决策过程中，情感经常破坏对理性决策必不可少的自控能力，理性无法完全把握全局，正确处理面临的问题。因为面对事件的多样性和市场信息的不对称，理性很难按照事物的本质作出有效的归纳，人们只能用简单性原则进行决策，认知偏差、行为变异不可避免。同时，在交易过程中，进入投资者心理群体的个体，在“集体潜意识”机制的作用下，会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识，变成一种智力水平十分底下的生物，他们变得迷信教条，轻易放弃原有的通过教育深植于内心的行为规范和理性判断。心理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倾向于把十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勒庞）。在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影响下，群体不能接受争论和质疑，只能借助更主观的测量方法，在做决策时按既有的认知定势而行事。由于对决策的偏差，对损失的遗憾，对风险的恐惧和缺乏远见，投资者自然会低估短期内陷入困境的公司的股价；对那些被认为将会有快速增长的公司，投资者一般会高估其价格，因此，非理性投资决策使得价格与价值可能处于永远的隔离状态，完全以价值模型进行投资决策不可避免地又会陷入投资风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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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皮质和大脑控制不了的皮质下的各个区域之间信息活动，大脑只具有短时记忆的能力。植物神经、呼吸等本能的反应以及情绪波动、睡眠、梦境、长时记忆都是大脑皮层以下的脑干和中脑系统完成，因此理性无法进行控制。关键性的、生死攸关的动作或反应，这些信息需要进入长时记忆。在睡眠的时候，哺乳动物要不断强化和更新这类动作的记忆。根据记忆的内容，可以把记忆分成四种。一是形象记忆，即把感知过的事物的形象作为内容的记忆。二是逻辑记忆，即把概念、公式和规律等逻辑思维过程作为内容的记忆。三是情绪记忆，即把体验过的情绪和情感作为内容的记忆。情绪是伴随人体各种反应而来的各种强烈感觉。内外环境的刺激是情绪的决定因素，但人通过对刺激物及其后果的认识，可制约情绪的发生和发展。边缘系统和下丘脑对情绪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大脑皮层对情绪活动有调节和控制的作用。对于每个人来说，情感事件是非常重大的事件，它所发生的场景和它所激发的意义往往可以进入我们的长期记忆。认知心理学告诉我们，一切情感事件都可以引发长期记忆，以便哺乳动物可以把这些事件的发生场合与内容记得非常清楚。四是即把做过的运动或者是动作作为内容的记忆。由于股市中突发事件对投资者的情绪冲击很大，在面临相似的时间或空间环境时，可能使得长时记忆发挥作用，在行情的表现上则出现某种程度的周期性的波动。形象记忆和情绪记忆造成怀旧情绪和家乡情结。怀旧情绪导致敝帚自珍，同样一个东西，如果是我们本来就拥有的，那么我们就将其看得更值钱，卖价会较高，如果价格没有到达心理参考点，投资者不愿卖出；如果价格不升反跌，投资者就持有不卖，从而形成处置效应。如果我们本来就没有，那我们愿意支付的价钱就会较低。行为金融学揭示出“投资黑洞” 现象，即管理者总是对自己先期投入的项目倾注个人情感，明明不能起死回生的项目也不断追加投资，结果陷入投资陷阱中。在中国，上市公司多数是国有控股，管理者也是“公务员”，公司的投资项目往往是“形象工程”，与管理者的业绩、政绩相联系，为了保持面子、形象和政绩，即使决策失误，也要不停地追加投资，形成真正的投资黑洞；为了筹集项目投资的资金，上市公司只得不停地通过增发、配股、发债等方式进行圈钱，形成“资金饥渴症”。同时，家乡情结使两人会拥有相同的证券组合是不可能的。从国际证券市场的来看，美国人持有美国公司的大部分股票，日本公司的股票基本上是由日本人拥有。与投资行为相关的人的遗传、人的基因、人的进化、人的心理感受、他人的行为及社会规范等，都有影响投资者实际决策，进而影响证券市场价格确定，我们可以预测得到的是：中国实施QFII制度后，国际投资者在其投资组合中，中国的A股票不可能占大的比例。 由于在每种股票的后面，几乎都隐藏着投资者家庭事务、经济纠纷、遗产继承等千奇百怪的故事，形象记忆和情绪记忆往往影响投资者的决策并最终影响股票价值与价格的差异，“暂时的高价得以维持主要是由于投资者的热情而非与实际价值相一致的评估”。决策者的偏好倾向于多样化并且可变，这种偏好经常仅仅在决策过程中才形成；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是随机应变的，他们根据决策的性质和决策环境作出不同选择；决策者追求心理满意的方案而不是严格统计意义上的最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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