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78｜㉞袁昱明：脚踩西瓜皮，滑到中文系——一个年级与一个时代的故事
□袁昱明今天高考的择校择专业都是线性的结果，经过了精心设计。而44年前的高考，对社会、家庭、个人而言，都是突发事件，伴随着急刹车、急转弯和改弦更张，意味着国家、社会和历史结束了“脚踩西瓜皮”，随意滑向“不可知论”前方的终结。
当然，哪怕临阵磨枪，机会还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参加高考和专业选定也不例外。因为抓住高考机遇，确定专业选方向，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基于过去生活中的阅读和审美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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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学时的理想是当名工人。
一、私人生活中理性状态：碎片化、分布式的知识阅读，存续和积累
每个人的文学启蒙课，都是儿时听故事开始的。男孩子白天野玩，晚上被赶上床时都很不情愿。作为交换条件，家长讲故事。家长顺手摸到《聊斋志异》。这种志怪短章本来就是故事体，短小简约，篇目还多，比较适合讲故事。
鬼故事本是儿童最爱。人物、情节之类蕴含的文学性，则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记得家长说过：《聊斋》里的狐狸和很多鬼都善良，真有，也不是坏事。用现在的话说，那怪皮囊好，灵魂有趣。这让我在楼梯间电灯瞎了时，遐想转角会不会出现怪物。
此外，听故事也能识点字。比如家长教我一个字“聻”（读音为jiàn），上渐下耳（《卷五·章阿端》）。人死变鬼，鬼死变“聻”。听得我吐舌头：虽然怕鬼不变，想那鬼还不算死透，惊魂稍定。“聊斋美学”跨年龄，可以始于童年。不必像《红楼梦》，要拿年龄去解码，去读。
家长去了五七干校，表姑妈来照料我。她找来《烈火金钢》《林海雪原》之类的书读给我听，我也看着书，倒认识不少字。印象中看到“毛驴太君”“猪头小队长”就笑，因为脑子影像，人长出驴头马脸。漫画手法激活小孩的想象力和抓特征的能力。
到1966年底，宿舍1单元的张老师家眼见要被抄家了，张家的孩子“张延哪”（他家妈妈叫儿子吃饭，名字后拖一语气词“哪”，邻家孩子不讲究，跟着混叫）来找我，商量要把他家外国小说都寄放我家。不知“张延哪”怎么会物色到我家。估计是他爹张老师也是凭感觉，认定我家可靠，可以“托书救书”。尽管此前我曾在某风高月黑的晚上把“阿摩尼亚”液体倒在张老师窗台上，那味儿臭得张家一夜难眠。即便这样，也没影响张老爷子认定俺家可靠，人品啊。
又一风高月黑的夜晚，张延哪把他家“外国文学”秘密转移到我家清空的箱柜（旧式家具中叠放箱子的高脚木柜）里。这件事的好处是让我无聊时翻看了几本原著。这些地下阅读很私人、很碎片……
不过外国文学能拿来说书的不多。要讲故事，还得靠“国产的”，话本说书类更好。
我们小学中学都是走路上学的。路上讲故事，纯属偶然。某天，我炒卖一个念错别字的笑话：“我乃黑旅（旋）风李达（逵），手持两柄大爷（斧），有万夫不敌之男（勇）”。大家嘿嘿而笑，话头滑到李逵、《水浒》之类，后来就开始讲故事。其中不免添油加醋，无师自通地用上口头文学的手法，效果还不错。
结果是我们上学的队伍日见庞大。除了河南宿舍外，铁路新村、沿山河村和八十八师牌楼那块也有孩子加入队伍。我讲到口沫横飞时，见听者眉毛跳上额头，伴以面色变幻，神情古怪，声气感叹，更兼要听“下回分解”，就也来劲，爱上被簇拥的感觉。
家住城乡结合部。宿舍边就是农田和农舍。最近那家的老农不识字，但他挑担串宿舍卖菜时，吆喝起来可有文采了。他是这么吆喝的：“哎——现摘碧绿五香阔板大毛豆哦！”我模仿给听故事的同学，说：你们都说写作文写不出形容词（小学同学笔头滞涩，把会写文章概括为“会用形容词”），你看那文盲老农民卖个毛豆，用了五个形容词呢。那毛豆还能长出五香味来？你们闻到没有？大家尬笑：嘿嘿，嘿嘿。
在国家的学制中，大学教育是中小学学习的继续。这包括课堂教学和学校教育两部分。运动期间，收到冲击的中小学课堂教学，已经不能成为高等教育的阶梯。我记得初中有一段时间语文课本来不及修改，只能拿报纸上的社论来分析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其课程设计、教学设计都谈不上了。另外一个就是中小学如何让学生在人的发展领域，能够为高等教育做好铺垫，这个就是学校教育更广义的东西了。其实从小学到中学，我经历了人格挫伤和重建的曲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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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画的油画：石膏像。
二、大学前教育的非理性部分——学校教育中学生人格培养的正反作用
1965年，我就读于保俶塔小学。有人说这所学校就是为省级机关子弟办的，文化教育科研等事业单位的子女也在此就读。不过当时还算有“有教无类”的概念，附近松木场居民的孩子也就近读书，进了这所学校。所不同的是分班有讲究。
我被编在二班。到1966年，“运动”了，我连二班也呆不住了，说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便与一伙孩子被撮入四班。记得调班这天，我回家大哭一场，家长问为什么，答是舍不得班主任陈老师。这位陈老师如此颇得我心，可见她的教学方法有多厉害。也可见学校为二班配什么样的师资，同样有讲究。
我去了四班，班主任王德花（化名）不是一位主课老师。但提醒大家不要忽视，她是学校为四班配的师资。也许因为性格，或者可能没受过完整的师范训练，又或是四班松木场的孩子稍微粗糙些，搞得她很烦，更或是她的发根长得很低，因为据说发根低的人脾气暴躁。总之，我发现王老师可不是陈老师，两人相差很远。
在王老师这里，我体会到很多“负能量”。比如，老师批评学生时出现“主观主义”，但她不认错，找借口百般辩护，其他老师帮腔，“师师相护”。教师不再维护真理，而是维护错误，这对天真小学生的价值观建构，其破坏是无法估量的。尽管成人世界到处都这样。
“运动”期间，小学生也要写思想汇报。对低年级小学生而言，作文已经不易，每周要写一份思想汇报，可知更有多难；尤其每次都要“自我批评”，要“触及灵魂”，要花样翻新，这对“一张白纸可以画又新又美的图画”的小学生而言，尤其不合理。
某日，实在想不出思想汇报有什么故事可写，快要下课了，我咬笔杆挠脑袋，突然想到一个“梗”！——此事全拜家长所赐：一日，家长叫我学一段“做坏事是从不劳动开始的”。实际上此前家长从没让我做过家务。
此哏一出，灵光迸现，后面情节和忏悔词都一发牵出。于是开心可以脱困。
忏悔的故事脚本是这样的：我一向不爱劳动，有资产阶级思想，经过学习，现在知道要痛改前非了。思想汇报都这样的模板：先要不手软地糟蹋自己，然后尽量拔高认识境界，欲扬先抑。于是赶快下笔。脚本是不错，但祸水出在我忘了应该引用句子的完整，写了半截，咬着笔头断篇了。
这时下课铃响了，放学了。我把本子一合就交了上去，撒着欢往家里跑。并不知道无心惹祸了。
转天，王老师铁青着脸，出现在讲台后面，宣布出事了。过程我就不渲染了。松木场的孩子们脸色比大人还要严峻……
王老师盯着我写检讨。我写了很多份——反复练习写作能力，除了思想汇报，又学会应用文新体裁——检讨。可都过不了关。我把上述想法和原因写进去（记不全，放学了，没写完），王老师用鼻子哼着说，“你不要老强调客观原因，要多检查主观原因，要从思想上挖根子。”
后来，家长去到学校找领导申诉。学校的书记也姓王，是一位退伍军人，浓眉大眼，个子不高，抽烟把嘴唇都抽黑了。王书记皱着眉头把王德花老师叫来，说：“这事到此为止，不要再提起了，他还是个孩子么。”我至今怀念这位王书记，虽然出身军人，却更懂教育，而且在集体有意识狂热中，他能保持常识理性。
1972年进向阳中学时，项艾卿老师找我谈话，她暗示小学送来的材料写了什么。“不过我们重视现在的表现”。项老师让我做政宣班委，还把我编入学校文宣队。其信任不言而喻。
这里的关键是，除了保小的王书记终止了伤害，项老师把阳光带进了王老师带给我的心理阴影面积中，不限于消极修补，还正面撑起我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在身心发育的阶段，这种心理学深层次的重构非常重要，至今我对往事没有什么阴影和怨言。
在中学，班干部和文宣队队员都比较精英，类似今天的学霸，品学皆优，同学羡慕。
王老师虽然把“材料”写进了档案，但她也很“实事求是”，项老师同样是从档案上知道我有绘画和音乐特长（我在小学就上台表演二胡独奏，出学校黑板报。王老师是班主任，推荐我去画黑板报的，应该是她。我愿意这样去推断她的善意）。她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但她颠覆了师生的道德关系、责任和架构。
我很感慨的是：关于运动中的师生，所有文字都写学生整老师，学生对老师欠一声对不起的，但没有一篇写老师整学生，没有一人提出老师对学生欠一声对不起的。本文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若干年前，保俶塔小学校庆，我没有去参加；惊悉王德花老师过世，心中不是滋味。我为老师的过世伤感。但也惊觉：就教育史意义而言，老师欠学生一声“对不起”这种历史挂账，成为永远的道义呆账、死账和坏账。
老师整学生有悖师生纲常，大逆教育之道，其实有违天理。
就私人关系而言，时过境迁，我原谅她——王德花老师。
当然，“道义呆账说”只是从道理上这么讲，其实“体感伤害度”没那么厉害。一小半原因在于我是个乐天派，一大半原因在于向阳中学的项艾卿老师为保俶塔小学的王德花老师还清了这笔欠债。
项老师以普通常识，自发行为，完成了教育系统应该发生的自为纠偏和修复，消除了教育的欠账。善莫大焉。我从中看到“正常”的教师其份量有多重，举手之间，她把所有他人的过错都代为赎清了。
这接近于某种赎罪说中的那位神。
吾国不讲“罪感”文化，讲“耻感”文化。可此地看不到任何歉疚感的表达。
到1973年，读初二，向阳中学贴出了模仿黄帅事件的大字报，矛头指向班主任项老师。我们班委反了，署名“班委”，写大字报维护班主任。大字报由我起草。后来此事好像被冷处理。工宣队也没有带节奏。
后来回想起来，这件事对我具有特殊意义，它让我完成了一个完整和勇猛精进的人格进化过程：写大字报是有风险的，这在当时不符合大方向。但是一方面我们用“常识”做了判断和选择，一方面我也重新审视报答项老师的价值，这就是对我在小学收到的糟践的不服的最后肯定，是一种价值论的平反，但它通过报恩的方式来实现。另外，这种自主选择中的自信、自为、坚忍和独立认知，都成为人格发育良好的佐证。更重要的是，王德花老师破坏的师生关系，由项老师的关爱修复，又通过我的反哺式报答巩固。由师生双向构建的师生关系，首先意味着于无声处的伦理重建。
因此，“项艾卿老师一个人”的中学教育可以打一个满分。当然，向阳中学有很多这样的“个体老师”，加上我这样的“个体学生”的双向构建，教育系统暗地里凭借碎片化自觉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理性的“具足圆满”。
另外，这件事让我产生错觉：我有一支犀利笔。
那时的文字是讲究“匕首和投枪”的，火力全开下，向阳中学版的“黄帅”被“骂哭了”，当然后面的大字报也能压过我的火力。此事不久就这么偃旗息鼓了。这让我产生了自己文字功夫不错的错觉（其实主要原因在学校层面，另外工宣队付师傅比较善良，没想把事情闹大）和文字可以快意恩仇的享受感。
我自以为是地判断事件被压下去与我的写作“火力”有关，至少我使用了很多“结棍”的“形容词”。后来听说班长看着大字报哭了，我还得意了一阵，想那“击鼓骂曹”，也只把曹操骂出一身汗，我可把人骂出一把泪来。差不多，差不多，哈哈，哈哈！（现在我和前班长关系很不错哦，经常一起喝酒。）
我童年和青少年的心理成长中，王德花老师造成了伤害，项艾卿老师做了修补。也就是说，小学的伤害（应该说在保俶塔小学还是及时制止了伤害）在中学得到了全面修复和重建。这种修复在大学中得到了巩固和长足的发展。
大学教育的特色，是没有班主任这样的监护人监管的现象存在，而思想性、创造性等素养都基于自为发展。因此，放养式的“无为而治”的管理方法，加上改革开放的氛围，为我们这一届学生的“成人”教育获得了理想的成果。
总之，参加高考，有了理由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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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校文宣队节目：贝多芬《C大调第九弦乐四重奏》（英雄四重奏）（右二为笔者）。其时校文宣队获市教育系统文艺汇演、调演大奖。
三、盲目性：职业准备的盲目、杂乱和命运之手的理性爱拍
我的写作能力，在两片西瓜皮上换脚：
最早的写作能力产生于非理性写作：写思想汇报——从搜索枯肠到无中生有，必须“触灵魂”地瞎编故事。继而写“忏悔录”——“检查”，为了政治求生，我的写作能力在高压中提高不少，——编，继续编，练出了我的写作童子功。
写保老师的大字报，应该算是理性写作，我的写作能力在目的论正确的写作中提高，符合道义，回归理性。当然，就大字报这种写作，又很不理性。
写作能力、错觉和语文感，就这样培养出来，有自己喜欢的，也有命运硬塞给你的。
换句话说，后来决定高考和选读专业，作为理性的选择，是否也有非理性的起点，过程包含了很多盲目性？所以，历史有时比较魔幻现实主义。
在大舞台上我们身不由己。历史就以一块西瓜皮的宿命，载着你滑向不可知论的前方。
还有一事产生的错觉很严重。某日，一位长得很像古希腊人的英俊少年，兴致勃勃来看我的画。他自我介绍叫胡朋。后来互相串门，才知他是在杭大任教的胡士莹先生之孙，《柳堡的故事》作者胡石言老师之子。他从南京过来看祖父并度暑假。以后他每年来杭州都来找我玩。我们一起也谈文学。
胡朋的特点是什么事都特谦虚——非常诚恳的那种。他自谦画不好（其实他的画比我好多了，并且以画为业。他在色彩方面有天才，后来曾在南师大美术专业教色彩学），代他老子自谦《柳堡的故事》写得一般，很土。让我产生了幻觉，尤其与外国文学比较，国产的小说、电影也没啥。大概眼高手低就是这样产生的——在开始目空一切的无知中学生身上。
盲目性还表现在，胡乱或没有人生规划和职业准备。
恢复高考和必须面对这种历史的突然，大家都没有思想和学习准备。因为我是独子，省了插队落户之忧，最理想就是当个工人。高中拍照穿一身工装裤，真实折射了当时的职业理想。其他花里胡哨的“本领”，最多只能做陪衬，顶多为生活工作锦上添花。
记得小学高年级前后（1968年），家长叫我学点“本事”，说以后用得着，不吃亏。其时学校荒弛，课程紊乱，少年精力无序外溢。有了绘画音乐羁绊，倒也分力耗神。其实当年出路何在，家长自己也很茫然。我记得家长并没有明确说让我拿画画或拉琴谋生，也就是说这也不是职业规划。那时候人们不太有规划意识，就是有意识也没法规划。用俗话讲，像没头苍蝇，撞到哪算哪。用哲学的话讲，感性就像四肢发达的瞎子，乱走，走不远。
小学六年级，我开始出黑板报，上台二胡独奏。甫进中学，就干政宣委员，被招进文宣队拉琴。“一技之长”的“不吃亏”，倒是很快见效。但凡学农、学工、学军，劳动，辛苦几天后就会去出黑板报，客观上逃避劳动，暗中倒也受用。反正黑板报的进度怎么控制，还不在乎我心我手？黑板报还没出完，文宣队又要慰问演出了，先要排练。又被抽调“上去”，既躲太阳，又避蚂蟥。如此种种，觉得挺美。也没认识到这些不当正业就都不是“正业”，不能当饭碗使。
“正业”倒是涉及到。到高中毕业前，也就是说到1976年，全家还一直认为当工人是最理想的职业，还拍过一张照片穿着工装裤，代表理想。谁也没有想到下一年会恢复高考，还会跟上大学有关系。偶与在工厂干活的亲友闲聊商量后，业余学习当时还算先进的线切割机技术，翻看手册，多少联系了高中学的哪点知识，在加工一个零件的线切割机人机接口上填写参数，然后把这个零件切割了出来。如此，算是预先找到了将来毕生当工人，总算还有点技术含量的感觉。很有点像在“沼泽里行军”前，先踩一脚湿地边缘的软土，体会将来趔趄和蹚泥的滋味。
偏是“不务正业”那头无心插柳成荫。经过在学校文宣队的忙碌，拿到了“杭州市教育系统文艺汇演优秀奖”。那时的奖项没现在那么花里胡哨。优秀奖就是最高奖。而且，这可是教育局发的“政府奖”哦，并非民间组织的奖哦。然而，突然……
高考喽——
总之吧，可能就是这些经验经验地形成了某种语文存在感，暗暗产生自发模糊的感性导向。虽从经验主义看理性就包含在经验中，但从文化的角度看，整个历史都曾瞎蒙和乱撞，对于一个20岁郎当，20年踩着西瓜皮滑到哪算到哪的“生瓜蛋子”而言，对其激情选择还能有更高要求吗？历史踩了20年西瓜皮，突然说要上理性的轨道列车了，其实也很滑稽，但个体行为总算被赋回理性价值。
如此看来，参加高考和入选中文专业，也算恢复为理性的逻辑结果。因为讲故事这种文学口头再创作的感觉，可比在线切割程序机上填写参数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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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八组于教学活动中赴鲁迅纪念馆（右三为笔者）。
四、覆盖性：“中了”以后：发米、爱好和专业关系的再度调整
高考了。
优秀奖和线切割机瞬间远离现实。一切推倒重来。
曾经，在荒驰学业中逃逸的没笼头青春，后来用音乐绘画和线切割机作辔头套了回来，现在又要换马具了。历史有多少驿站是用来结账呢？
高考指挥棒太灵了，文宣队和政宣组人员作鸟兽散，又在另一头重新乌央乌央：在书店，在图书馆，在教室……
前面提到过，选择中文，基于那些荒诞——如写思想汇报和检讨；也基于理性——为了能通过大字报保护具有人性良知和正常思维的老师——能把人写哭，能报师恩；也基于哪些错觉：感觉自己会讲故事……但作为读中文的充足理由，更应该发端于入学那年首演的话剧《于无声处》造成的狂热，文学成为那个时期国家民族复兴宏大叙事的文本，77、78级的高考本身成为那一段神话的行为艺术和道德实践。
高考的印象，留下不多。记得那年特别热，历史高点。复习时汗雨如下，没有一年流汗流这么多。那时还没有空调，电扇也少见，一把芭蕉扇也顾不上去挥。奇怪的是感觉不到热，仿佛汗出在别人身上。甚至可以说，体感上高考那年是一生中最不热的一年。
另一个印象是考完从学军中学考场出来，沿着杭大西墙外田塍走。花园大队的水田里稻子很翠，映入疲劳的眼帘，舒服而又陌生。突然回过神来，又陷入纳闷：这稻子怎么这么绿？
正值少壮当努力的当年，把大好年华、大把精力闲抛乱撒在闲情逸致上，很不理性。然而从现在应试教育对教育本质的异化看来，当年的错误配置倒让孩子得到自由发展。属于歪打正着吧。
扬弃了盲目性，剩下的就是理性的选择了，但是急转身的“理性”显得有些步履踉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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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照：笔者在2010年。
高考录取后，心情大好。本来以为最高境界的工装裤不用穿了。往事虽然不堪回首，幸好重开一局，类似电脑游戏。全部高考的意义，也许就在于全体优秀青年的人生死棋，可以重新开局。
当年考中大学意味着端上了铁饭碗。考中的前文宣队友豪气干天，以“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气概，抄着杭州口音，击节唱到：
“发米，蓬蓬，哆来”
录成简谱，就是：430012。“发米”是简谱43的唱名。当时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是43元（“蓬蓬”对休止符，断句。哆来是杭州话“拿来”——驮来的发音）。经过试用期还会提高。翻译过来就是：
43块（工资），拿来！
那时的理想和现实都很丰满，“米”发“皇粮”，收入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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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的涂鸦 （2020年）。
对当年选择中文专业的评估，也许在较大时间跨度以外，在中文行业以外，可能会更全面。
由于先后在杂志编辑部、远程教育研究院、图书馆等转岗，我的职称系列不在文学专业。我的工作涉及图书馆和教育技术两个领域。原来学的中文专业没有直接派用场。但中文专业的思维方法、知识结构和写作能力都让我获益匪浅。我在两个专业方面都有成果，无论学术还是实体建设。后者还要讲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尤其自然科学研究项目和课题重视这些指标。
虽然转行，我获得的一些同行评价（科研效益分析和学科建设评价）都还算可以。这些均得益于中文这个专业所体现出来的方法论素养。其能力迁移到新领域，出现很多超越本专业人才的优势（比如科研成果比较多）并被承认。
所以，说中文用处不大者，目光短小。中文（例如文艺理论的思辨能力、文艺批评中的哲学、美学思想方法）能够以基础性能力、普适性和亲和性与其他学科融合，弥补其他学科的短板（如写作能力等）。
打个不太妥帖的比喻：（在传统功夫中）如果内功好，打什么拳都可以。中文之语言能力可以成为很多学问的“内功”。
当然，说土一点，这就是个吃饭行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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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鸦（局部）。
站在花甲之年回首望去，往事并不如烟。@44年前碎片化后接续的筋脉，犹如扣住一条历史的脉络：
——在理性的脉络上，中学老师救赎了小学老师的历史欠账，重建了少年发奋起飞的精神和骨骼。这种个人救赎不是孤立的存在，也表现为以很多个人聚合的整体师资的自发纠正机制，也就是教育的本质力量发挥了自发修正作用。
——到了恢复高考，就是全社会自为的大救赎机制横空出世，历史罕见。那是一种历史问题和困境的“问题求解”，也是很多知青年历史欠账的还赎。从人才的遗珠草莽，到以高考为抓手，尽收毂中，把基于人才的科技当做第一生产力，进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复兴。恢复高考成了改革开放的先声和“问题求解”
——高考实现了转型前后文化断篇的续接，犹如断骨接驳。走下西瓜皮，登上历史专列。
——就个人生涯的摸索而言，虽无上山下乡之忧，但经历了盲目折腾和胡乱摸索，在理性和非理性两端摇摆，进而踩着西瓜皮，撞到中文系，回归了理性和文化。完成了一个正反合的三段论历史进程。
@44年前的专业选择，最后，中文的鱼、渔都成了我的本位武功，对付职业生涯和角色变换，从容裕如。
@44年前的高考，看见当年的国家考试开启了复兴后的高等学校教育。77、78级学子肩负社会期望，负重学习，辉煌自许。他们吸收了学科知识，学会了批判和思考，学会了学习和终身学习，这种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意味着我们可以不断突破局限性，直至趋向“具足圆满”。
2022年6月20日——8月31日
【回音壁】
黄仕忠：昱明同学用“意识流”手法写下的“魔幻现实主义”记忆。如他所说：在大舞台上我们身不由己。历史就以一块西瓜皮的宿命，载着你滑向不可知论的前方。
方青稚：昱明兄以写论述文的思维、格式写高考前的回忆，独具一格，非常耐读，令人称奇。细想起来，实乃其生活经历、性格特征和学术经历所决定的。
他平时在群里发表见解议论，其哲学性往往折服一干同学。思想的深度，理论的框架，分析的独到，往往令人拍案叫绝。这一点，从本文的理性陈述当中完全可以看出。在同学群中，哲理性可与昱明兄媲美的，就是宝康兄的独特阐述了。因此期待宝康的回忆文章。
读大学期间，昱明住在我斜对门，跟我哥同一寝室，因此我们也有较多的接触。他身材高大，相貌相对显得冷峻，说话条理性非常强。结合本文高考前经历的陈述，他后来从事研究颇有成就，分析事物很有条理，也确实是有迹可循的。
任晓岗：昱明脚踩西瓜皮，沿着深奥的理论轨迹快速漂移，看得我眼花缭乱。由此回想起刚入学不久，另外一个系的同乡曾告诉我未经证实的江湖传言：文科各系的老师在确定录取名单时，是冲进去抢先抱起一大摞考卷放在椅子，然后一屁股坐住以防别的老师来抢。所以，从万物有灵的量子纠缠角度看西瓜皮的宿命，滑进中文系或许是一种必然。
袁昱明：量子纠缠过程不可知，结果定输赢。晓刚兄以此来比喻脚踩西瓜皮撞大运，倒也得其神韵。
任晓岗：以上传言，描述中有若干破绽。[偷笑]。那位老乡说，他是刚入学时听老师说的。这个传言让我也困惑四十多年。
董春晓：读罢，通篇感受是作者头脑非常灵敏，童年的往事记忆非常清楚，讲述得也非常生动。作者追求真理的冲动超过所有世俗的顾虑，是非分明，不捣浆糊。另一个强烈的感受是，作为理论大师，偏爱演绎思维，概括性强，条理清晰，概念定义和运用特精准。并非常享受这个运用过程。
朱承君：先读黑格尔，再论老袁文。昱明兄的文章独具一格，现实生活与逻辑思辨有机结合，时代特色与理性光芒交相辉映，从宏观世界到微观领域，从碎片化到分布式，从事件解构到人格重建，从教育之道到师生纲常，让人不得不陷入哲学的沉思。[强]。
魏丁：读了两遍，感受是作者头脑理性思辨能力超强。讲究递进逻辑，事有因果，理存是非，且童年记忆和故事也讲述得非常生动。容易引起共鸣。
另一个感受是，文章概括性强，概念定义和运用特精准，可以当成一篇论文来读。[强]。
许贺龙：看昱明兄的高考前传，如同欣赏着一个球技高超的足球队员的表演，眼花缭乱地连续带球过人，晃过所有防守队员后，一脚挑射，将球射入球网之远角。看完之后虽然头晕目眩，但只能发出由衷感叹：太他妈神了！
昱明兄以魔幻的笔法，写出了非理性时代一个少年真实的成长故事。以脚踩西瓜皮的具象描述少年的成长轨迹，表面看似乎是非理性的选择，其实是把握住了非理性时代历史转折的内在必然性。此处，既是昱明兄在脚踩西瓜皮炫技，也是历史这个主体在脚踩西瓜皮迂回曲折地前进。
昱明兄此文，既是一个记录少年成长心路历程的典型案例，同时也是一篇颇具思考深度的教育学和历史哲学论文。感谢昱明兄为中文78群体增添了独特的色彩！[呲牙]
方一新：昱明兄的回忆高考前文章，论述与叙事并重，分析与思辨俱佳，令人印象深刻。各位已提到昱明文章以及平时在群里发言时的思想深度，理论框架，思辨能力等，看完全文，才略知一二：原来，昱明不仅对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钻研颇深，而且日常工作涉及图书馆（我记得他在省电大当过多年的图书馆馆长）和教育技术两个领域（瞧这西瓜皮滑的），虽非科班出身，但照样出色当行，成果颇丰，真是个善于融会贯通的全才啊，难怪！
当然，善于融会贯通的前提是，有中文的底子，这是根本。因此，昱明说：“说中文用处不大者，目光短小。”诚哉斯言！
有个细节很好玩：在昱明童年时，家长“顺手摸到《聊斋志异》”，于是，作为睡前故事，讲给昱明听，受此影响，昱明在楼梯间电灯不亮时，会想着“转角会不会出现怪物”。对昱明兄和他的“家长”，我都是十二分的佩服！这父（应该不是母亲吧）子一个敢讲，一个敢听，胆子可真不是一般的大！
陈建新：照例在深夜看完袁昱明的高考前传，大家都说他的理性，我却感觉到了历史的非理性。一个从写检讨“起家”的小学生，继而写捍卫班主任的“保皇”大字报，最终写进了中文系。这可能是我们年级最让人想不到的进中文专业的缘起，只能感叹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了。
袁同学在我记忆里，一直是一个小提琴手，怎么最早也是从二胡起家的？好像那是王郁同学的根据地啊，哈哈。
袁同学中学毕业前的职业理想是工人，我虽然做了七年工人，但一直把它当做混饭吃的手段。只是时代的潮流把我裹挟进了工人行列。其实我当年如果被分配去商店当营业员，我也会欣然接受。
顺便说一句，当年线切割机已经进入一些工厂，但多数工人其实都只是手工劳动者。工人其实可以分成两种，手工劳动者和用机器劳动者。我感觉前者需要动手能力更强的人。而我，恰恰是后者。
方青稚：袁兄的文章逻辑框架很严密，但又写得很文艺、很叙述、很细节。家中听故事，路上说故事，秘密看小说，解读吆喝声，是知识、文化的积累传承。写检讨书，写大字报，是人格培养进化的过程。这些人生细节和情节如电影镜头般一一呈现，既让人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又印证了自身成长和文章立论。
文中叙述的师生之间的矛盾冲突，在中小学里普遍存在。我儿子的小学老师，曾罚儿子回家抄写几十张还是一百张数学题，每张是一百道加减乘除，后来打电话过去，才得以减免。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和孩子他妈都替儿子做过、抄写过类似机械的数学题，因为量大到儿子一个人当晚完不成。抄写时故意用左手模仿孩子的字迹。[破涕为笑]。
另外，昱明兄，就我自己漫长的教学经历来看，年轻时出现过不少过激言行，会心存“罪感”的。
陈建新：我们也为儿子抄写过生字。读小学时，还要早自修，必须六点起床去学校。我们找班主任谈判，不参加早自修，可以睡到7点半起床，吃完早饭去学校。这差不多多睡一个多小时，这是他身体长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陈建华：昱明兄的文章，分成几次读完。文如其人，感觉他认知的域特别宽广，思维特别跳跃，沉迷于理性世界，却又很感性地生活……大学课里课外，印象中他特别能说，懂得也特别多，又说得有些难懂。那天同学为砌墙体小聚，听老袁屡屡谈及“密码”，我就在想，打开昱明兄的密码又在哪里？读了他的“瓜皮”文，似乎找到了，终极密码就在幼时随手触碰的《聊斋》里～～[憨笑]。
童国樑：读罢，不胜感慨，亦深有感触。回忆文已经超越了对史的简单考证、考据藩篱，而给予读者更多的考评、考量，甚至考问，以更多启发，可以说是一个升华吧。对于一些理性思考，有的在文中已有答案，有的点了一下，仍有回味，留给更多的思考和想像的余地，这也是文章可贵之处。
文中提到怎么坚守人格、人道、人性，作为个人力量虽然渺小，但也应有理性的价值取向。文中描述了在斗争老师时候，他却从朴素的人性、报师恩愿望出发，用自己的有力行动，捍卫师道，这种理性精神确是难能可贵的。文中还提到反面的例子，作为一名小学生却被“莫须有”的名义受到不应该的批判,这对幼小的心灵打击该有多重，“小的心灵挫伤要用一生来弥补”。好在后来中学遇见好老师给爱心扭转、温暖的补偿回来了，成为正常的人。
张玲燕：读老袁的文章，有一处刺激了我的回忆。老袁因为大人口中的狐鬼太美好，总想着自己在楼梯转角处能邂逅某鬼。我是奇怪大人给我讲聊斋，晚上她自己会梦到狐鬼。我家有一个奶奶级别的亲戚，我们称之姨婆，1900年生的大户人家小姐，断文识字放大脚。姨婆每年两次来我们家小住几天，每次她来我都要让出我的房间，但我很欢迎她的到来。姨婆怕讲故事，但我总是逼她讲故事，每次她一开口就是聊斋，狐啊鬼啊的，一边讲一边说：不要讲了吧，不要讲了吧！但我不允许，她只好继续讲下去。然后到了晚上，半夜里我的房间里经常会传来姨婆极其恐怖的惨叫声，几个晚上惊扰下来，我父母就知道了姨婆白天给我讲聊斋，半夜里自己梦聊斋。而后就给我下了铁命令，以后不准逼迫姨婆讲故事。
后来武斗开始，父母将我们遣送到西部山区，我在姨婆窗前的茶几上看到那本让她又爱又怕的《聊斋志异》，这也是我自连环画外第一次看到正宗的《聊斋志异》版本。
吴朝骞：这是我第一篇放在电脑上阅读的文章，和众多同学的故事截然不同。昱明兄有叙有议，考前经历写得如此精彩起伏，全文充满了思辨的力量，这里小小的手机荧屏完全不能满足我的阅读体验。有人说：“人与人的差距不在于智商和情商，而在于思辨能力。”我信了。
昱明兄把44年前各种社会的个人的突发的无序的盲目的不可知的碎片，通过批判性的思辨整合，串成一条理性逻辑的链条，不由会心一笑。幸亏这102块无序的“西瓜皮”最后阶段划出一道特别精妙的弧线，我们才有幸同窗4年。
我也是城市里来的，对昱明同学高考前的经历无比羡慕，讲故事、出黑板报、二胡独奏、进文宣队、获优秀奖，哪一个都是可以在小伙伴前吹嘘的高光时刻！如果说，我在小学曾经主演过小歌舞剧，估计大学同学中谁也不会相信，但那是真的。
1969年我所在县学前小学排练节目，参加学区（附近7、8个小学）集中汇演。我扮演一位老人，给前来井冈山的孩子们讲述革命故事，歌词第一句是“想当年，井冈山上红旗飘”，我领唱，小朋友合唱。这可是大场面，好几个学校学生一起汇聚观看演出，场上气氛十分热烈。这是我“艺术生涯”的“高峰”和“终结”，此后初中高中大学再无任何演出。
那天我无事在网上搜索第一句歌词，想知道这个剧目是谁编的，居然查到河南林县一支文宣队，同一年曾经演出同样的小歌舞剧。网上刊出的歌词都没有我记得全。[偷笑]。
陈建华：认真地说，昱明写得非常好。特别是小学时的那段经历，令人感到内心的刺痛。很显然，王老师偏执得过了，“上纲上线”那是要害死人的。
结合自己，也有过惊险经历。那是在初中课堂上，老师讲修辞手法，讲到“夸张”，让举例，我脱口而出 “万岁就是夸张”，语出惊人，课堂登时鸦雀无声，亏得老师及时圆场：这是群众无限崇敬的表达，说夸张也可以，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研究都表明，人的寿命极限是一百多岁。
幸而有这老师，也幸而同学都友好善良。若遇生事的宵小之徒，因我的童言无忌，恐怕连老师都要殃及。
方青稚：建华当年那个夸张，可真是惊险而夸张啊！[捂脸]。不过那个语文老师心地善良，急中生智，做了最好的解围。
陈建华：是啊，这老师宅心仁厚，也有水平。另外，我们上初中已是“9.13”之后，个人崇拜的狂热开始降温。
吴朝骞：建华兄，不由不说，你对“夸张”一词理解真是准确到位！ [偷笑]。
陈建华：其实，理解还是有片面性，因为最主要的是一种祝愿的表达，首先不是夸不夸张的问题。有时，文字真不是闹着玩的。
王琳：@陈建华 你真是非常幸运，也要特别感谢那位老师，她巧妙的圆场真的是救了你。我中学同桌的哥哥，小学四年级吧，就是因为学校里出现了一条反动标语，不知怎么搞的，就认为是他哥哥写的（他哥到死都说不是他写的）。她哥哥很聪敏学习成绩也非常好，只是人特别老实。然后就被学校开除。开除了以后就到乡下去学打铁。改革开放平反了，但没过几年就因肝病去世。
当时这个反动标语事件也牵连到我的同桌，她比哥哥小两岁，小学二年级。有一天，班主任用很严肃的语气对她说：“你给我注意点。”当时她很惊讶，我怎么了？因为她平时调皮经常闯祸，以为又是哪位同学告了状。结果没想到，一会儿她就被班主任领到校长办公室。
审问她的是校革委会主任和另一个老师。主任一开口就对我同桌说：“你说反动话。”
我同桌一听就说：“咦？我在哪里说的，你把我还出来（找出证据的意思），不好乱说的！”
主任说：“有同学听到你说的，举报你的。”
我同桌问：“哪个同学说的，你把我还出来！我没说过。”
主任边上的老师说：“别人都听到你说了。”
“那你把他叫来对证嘛！”
那位老师又说：“如果你说了怎么办？”
我同桌说：“如果我没说怎么办？”
两个审问者一时被问住了，气氛有点尴尬。这时候，班主任一边对两位领导说：“这是个小泼妇哎！”一边推着我同桌说：“你给我注意点，好好回去想想！”就把我同桌推搡着带走了。
当时我同桌十岁不到，不知班主任的用意，还觉得班主任很坏，甚至恨她，怪老师不帮自己。后来慢慢才明白班主任这么做，既给校领导解了围，又保护了自己。
我同桌回家把这事告诉她妈妈，妈妈直叹气：要是哥哥有你这么泼辣，也不会被开除了。我同桌长大后才悟到老师的当时的用心，她说如果没有老师保护的话，她当年的命运也许和哥哥一样。
陈建华：@王琳 是的，这老师也是我在文章中写到的，是男老师，姓雷，畲族的。这老师绝对分得清事情轻重。一次同学互改作业，平时读书很差的我同桌忽然举手发言，他指着我作业本上“身体”的“体”字问老师：这是不是错字？原来，我沿袭当时社会上的写法，把右边的“本”字，写成了“大”和“十”的组合。我记得雷老师头也不转，面无表情，很干脆地蹦出一个字：“错！”对我没伤害，同时很好地满足了同桌的某种心理。[偷笑]。
袁昱明：王琳这个细节特别好，有戏剧性又有人性光辉（班主任一边对两位领导说：“这是个小泼妇哎！”……）——这个就是学生欠对老师说一声“谢谢”了。
王琳：我同桌说，这个老师后来还在几件事情中为她说话，她才慢慢悟到老师对她的好。远走他乡的同桌准备写篇回忆感谢这位老师。
张玲燕：作为老师，有时候就是凭自己的良心在做事。我当年监考，发现一个学生左手手心里写得密密麻麻的。老师站着看不到，我坐在他边上一个空座位上，刚好看到他的手心。我从开始到最后，一个位置不动，就看着他，因为我怕我走开了，别的老师坐下来就会发现。一直到他交卷走出教室，我就当什么事情都没有。那个时候，抓到作弊的，学校要严格处分，老师会有立功似的兴奋。
方青稚：@张玲燕你们警校考试可能规定特别严吧，处理起来后果很严重啊？
张玲燕：非常严重，这件事情除我之外没有第二人知道。后来还有一件事情已经是公开的事实了。当时要求进教室前必须上交手机。但有一个学生可能忘记了。脚踏进教室才想起手机还在衣袋里，同学马上提醒他把手机送回寝室。但当时铃声已经响起，时间来不及了，我让他把手机交给我，我本来想交给我就没有问题了，他当时就站在教室门口，都没有走到自己的座位上。结果说这样就构成了作弊的事实，因为手机被老师当场没收。学校要处理，有关方面很兴奋，我坚决不肯出证明。最后这件事也不了了之。
朱承君：这样放纵作弊似乎也不妥，至少应该暗暗制止一下。
张玲燕：@朱承君 当然制止了，他作弊没有成功。我监考非常严格，绝对不允许学生作弊，遗憾的是，这么多年来我也一直没有抓到一个作弊的。[笑]。
第二件事情，我认为他没有作弊的事实，当时试卷都没有打开。
要判他作弊不是没有理由，规章制度在那儿摆着，教室内外就是分水岭。但对一个学生来说，可能就影响他一辈子了，只是忘记了，马上制止了，实际上没有作弊的事实。
任晓岗：@张玲燕 与人为善，坚守底线[强]，师道尊严的正版。
方青稚：@张玲燕 与人为善，坚守底线[强]，师道尊严的正版。+1
袁昱明：保护式监护，这个是监考中的最严厉和最呵护的统一。很多老师是把这两者对立起来的。实际上对立并没有错，但融合显出智慧人性的亮点。
曹布拉：昱明脚下的西瓜皮，从小学滑到中学、大学，从感性随性的童稚滑到成熟理性的成年，最终滑进了杭州大学的校门。其间不慎滑到了王老师的铜墙铁壁前，摔了个四仰八叉：一个低年级小学生“思想汇报”的一处粗心笔误，招来了王老师雷霆万钧的政治重击。这种类型的“冤假错案”，在那时代并不罕见，而在当事者身上，后果会是十分严重的。所幸者有王书记不动声色的护佑，又有中学班主任项老师的爱心修复，撑起了昱明的“优越感和自信心”，没有使他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戕害——要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幸运的。
在特殊的年代里，个人确实很难构建自己的生存方式，很难把控自己的发展方向。惟有在正常的社会里，个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选择，才成为一种权利，才有了可能。那时候，即使是脚下踩着一块西瓜皮，那也是自己所选的。
陈建新：袁昱明对小学王老师的记忆，我觉得很有深入分析的必要。要想当好老师，重要的前提是要爱学生，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
我想起我的第一个班主任，也是我此生第一个语文老师。从学术的角度，从文化水平的高度，你会觉得她很一般。但她对学生有很深的感情，所以，我的同班同学都很爱戴她。
举一个例子，到了文革前夕，我们已经是四年级了，她早已不是班主任，也不是我们的任课老师，但她有一个心灵手巧的丈夫，当时我们开始做红缨枪，同学们传说她丈夫会做红缨枪头，就跑去要求这位老师帮助。没想到她通通答应，让她丈夫做了很多红缨枪头，还刷了白漆，分给我们。所以我们终身记得这位关月娥老师。如果袁昱明说的这位王老师对学生如子女，她会在班里公开吗？这种事情只需要私下沟通，该批评就批评几句，那就不会造成袁同学这么深的心理创伤。一个小学生会有什么动机，需要她公开批判？这不仅反映了她当时的思维方式，也反映出她想借此在政治上图啥好处！但对学生的心灵戕害，她却毫不计较。这样的老师绝对不是好老师。
曹布拉：@陈建新 严重同意你的高论。为人师者与医家一样，必须要有爱心，若无爱心者，不宜操此二业。然现实不是理想，不免有利禄之徒厕身其间。如昱明幼年时遇到的王某人，说她政治投机并不为过。此类人物，代不乏人。
韩兆铭：@袁昱明 提供一份独特的时期独特的社会画面和人心的异化图。
沈澜：袁昱明同学的回忆和大家的互动都拜读了，耳目一新。昱明能把过往拆解、分析、综合，从理性、非理性、盲目性、覆盖性来叙述，功力高深。而我回想我们当年更多的是盲目，崇拜谁、打倒谁、爱谁、恨谁，都是盲从。老师在高压和盲从中，为了自保也难免非理性。这样的讨论真挺有意义。多一些哲学思考，少一些盲从，至少能守住底线，不作恶吧。
钱志熙：袁兄文已读，其特点同学多已谈到。本次的文章，虽行文各不同，姑莫论利钝，实皆四十余年间萦回于心中之事，故共同特点是有情，同时有思。文学价值在此，若干史学（至少史料）之价值也在于此。
袁兄覃思并长于理，故此文于事、情之外，有意随时思考其事实中之理，并甄综之，与诸家之文或止于事，或理蕴于事者不同。然行文既事与理并行，则观其或合或不合，自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任平：志熙所言至诚。老袁之文，各人感受不一，缘于对那个特殊时代了解不一。洗澡是普遍的，被讨伐也是常见的，所以常有如履薄冰之感。中小学老师也是如此。政治表现好是首位的，对学生付爱心则从属之。
方一新：确实，这位王老师对学生缺乏关爱，对昱明兄此事的处理本来可以有多种较好的方式，完全没必要上纲上线，赞同建新、布拉二兄的分析。不过，这可能属于特殊年代长期高压下的过度敏感、胆怯自保等心理。
任平：同意一新的客观评说。
钱志熙：对于这种严重伤害过他少年心里的老师，昱明多年后叙述还是平静的，而且也顾全了师生之礼，这已难得。
在我的整个求学过程中，记得只有小学时受到了老师比较严重的批评。现在都记不得细节了。——可能是因课组等方面的纠纷，我和一位女同学吵了架。
这个女生是学校所在的本村的，个子和年龄都比我大，长得粗枝大叶，说话时总是嚷着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得罪她，不停地骂我。我哥那时还在高年级读书，经过我们教室看到，就和她吵起来。还打起来！大家都围着观看起哄！
可能是她回家哭诉，他哥就来找我们班主任。他也是这学校毕业的，和班主任熟，看他们说起来有一种熟络。他虽没有打我，但当着老师的面，警告我、并用手指狠地戮我的头。老师在旁边没有任何反应。我印象中他们关系不错，或是这学校就设在这村，而此村的村风，在我看来又有点狡狠，所以对本村的学生，老师多少有点忌。
那位女同学的哥走后，放学之前，老师组织一个小范围的以我为主要教育对象的批评会。先读“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然后主要就是批评我。这场纠纷的第一阶段中，我完全是被欺负的角色。第二阶段我哥介入，并由吵到彼此动手，才是关键。也许这阶段她觉得自己吃亏了。老师既不能跨越班级把我哥叫来（我哥不像我这样小而懦），只开小会批评我一个人。而且不问这纠纷来历和过程，当时心里很受伤害。在我的记忆中，我老师她是严重拉偏架。这小会，其实也是一次小批斗会。对我小时的心理，影响蛮大。
这位老师教完一年级后就调走了。她是母亲辈年龄的，平时对我也谈不上好与不好。但我当时有一个印象，她对班上出身于干部家庭的同学，特别宠爱，让他当班主席，还在上课时讲到革命时，以这个班主席的父亲为例教育我们。所以我的第一个语文老师，留给我的记忆不太好。
第二年来了一位外乡来代课的沈老师，特别欣赏我。尤其对我爱写繁体字很感兴趣，一次跟和算术老师聊起这事。算术老师大概是个新派，只冷冷地回答道：跟他祖父学的吧！沈老师后来也走了，接着的钱老师、刘老师对我都很欣赏，在四年级还当上了红小兵副营长，但在同学中，却越来越孤立了……
任平：志熙讲出了实情实感，那种亲身体会，才会感受到时代风云的不一样。我小学语文老师，对工人子弟和对知识分子子弟，就是不同态度。他要证明自己“阶级感情”纯正。
方一新：志熙兄说的亲身经历说明，当一名合格的老师，除了业务水平要达标外，更重要的是要有爱心，还要一碗水端平，不因职业家庭、父母地位等区别对待；这对在小学甚至幼儿园阶段，尚处在心理发育时期的学生来说，尤其关键。当然，这些说说容易，完全做到也并非易事。老师出于某种原因，偏爱某些同学，似乎并非罕见。至于喜欢爱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则更是师之常情。
钱志熙：是的，那老师在讲课文的革命内容时，直接以班主席父亲为榜样（当时是柳市法庭庭长），说这是干革命，我们要向某某同学的爸爸学习。你想这种效果会怎么样？
其实看年龄，这老师是解放前师范毕业的，她的家庭成份一定是高的。也许这就是她这样做的原因吧！当然，总体上看，还是一个好老师。她是外乡来的，后来也再也没有见过。希望她还健在，安享晚年。[玫瑰]。
朱承君：什么才是师道尊严，值得好好研讨。
钱志熙：按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讲法，就是师师、生生。这基础上再讲师道尊严。师道尊严，是因为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师比生，有“一日长于予”之雅。
陈建华：志熙小小心灵受挫了，半世纪过了还记得这么清晰。第一次听说，小小班级还有“主席”～～
钱志熙：当时我们那里叫“班主席”，“文革”后就改叫“班长”。
任晓岗：上面话题就一个：校园霸凌。表现形式差异而已。所有的校园霸凌，都有老师不作为/乱作为的因素。
董春晓：对与自己生活有关之事物的评价是主观还是客观，与各人各自的生活经历很有关系，因为人秉七情触物而感，各自活生生的感受会给予各人的身心透入骨髓的印象，尤其在敏感的幼年时代更是如此，而人的三观也大部分在此时期形成，因此每个人独特的思想感情及其个性都是各有渊源的，也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对事物的评价，人之间的相通或不相通，也在很大程度上由有无这样的共同经历和思想感情基础决定。另一方面，各人与世界万物的距离远近不同，由此切身感受及其情感反应的强度也不一样，对与自己直接相关事情的判断和对与自己间接相关事情的判断因此也会不一样，你说我主观，我认为自己蛮客观，原因大体如此……
因为人乃血肉之躯，虽有一定的理性，但很多想法和行动都由“食色性也”的感性因素决定，感觉、经验、经历等等往往在潜意识中主导着我们，而我们一般意识不到。当然不可否认，出类拔萃的圣贤可以超越常人的尺度，克制自己的感性短板，成为杰出的表率，他们的思想感情也能超越自己狭隘的个人经历和经验，而作出超出主观客观之界限的论断，成为众说纷纭时的一种判断标准。
任平：老师也是社会人，社会动荡会左右人的意识行为。往往也身不由己。
钱志熙：霸凌一直存在，我读小学时有被霸凌经历，先是被女生们霸凌，后来又被男生霸凌，霸凌得更厉害。[呲牙]。一直想写写这个，想来想去，还是做罢。
霸凌，日语叫“以其买”（音），文部省十分重视这事。在日本时，记得一个小学生被“以其买”要自尽，惊动部长出马。——他给部长写信，部长亲自去。电视都报道了。
张玲燕：关于校园霸凌，我这个四处转学的插班生很有体会哈！都已经麻木得不把霸凌当回事了。好在一段时间以后，我的学习成绩会引起老师的注意，老师经常表扬，同学们对我会好一些。但老师表扬多了，也会引起一些同学的更大反感，甚至还会连累老师。当然，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小学了。
钱志熙：@张玲燕 你的要强性格，应该与此有关系吧。
小学被霸凌真有点严重，我又是什么都不想告诉家长和老师。但愿这霸凌有点“积极”作用，不过后来的性格真的跟小学经历有关系。[偷笑]
我上初中后，没有被霸凌。感觉很好！78中文系，我闷声不响地读书，绝对未被霸凌。[偷笑]。
董春晓：其实不止学校，霸凌跟体格，性别，相貌，年龄等等都有关，直接的感受是现在作为退休人员去一些机构办事就会被歧视。体格瘦弱往往引发别人动粗的冲动，相貌类似书生也是类似结果，而性别压迫就更不要说了，还有职业霸凌，常有扫街的开出租的被打的新闻……
张玲燕：我读小学的时候，正是讲究阶级斗争的时代，对方叫嚣反攻大陆，我妈妈从原来的好教师、党和国家培养对象，一夜之间成为美蒋台特嫌疑人员，她警惕自己的社会身份，也把我管束得很紧，跟读书最差、成分最好的男生同桌，经常被他欺负被他打哭。而且我不能反抗，我稍微有点反抗，他就会大叫：老师的小人（台州方言孩子）也打人啊！结果会招来我妈妈的严厉批评和惩罚。所以我除了读书好，学校里其他作为老师孩子的优越享受一点都没有，譬如我不会打乒乓球，因为我妈妈根本就不让我玩。实际上她越是自律，别人就越是嚣张。但这样确实培养了我忍耐退让、顾全大局的性格脾气。
在自己母亲的腋下尚且如此，到别的学校那就不要说了，开始被孤立是铁定的。被男生欺负倒是没有，但女生的冷暴力也很难受。至今我和小学的同学有一个保持一辈子的闺蜜关系，就是因为在别的女生抱团冷暴力的时候她站出来帮我。这个女同学很漂亮也是女生核心团体里的人物，她呵护我，别的人对我的欺负就好了一些。后来我们发展成三人闺蜜。去年三人杭州聚会，我说了我对这个闺蜜同学的感激之情，另外一个也说了她的感激之情，原来她也和我一样是插班生，也受到了这个同学的呵护，也和她结成了终生的友谊。
可能源于这样的受欺负受歧视，我特别重视学习，因为学习好了，老师会表扬我，这样老同学对我的欺负会减轻一些。
钱志熙：@张玲燕 我受女生霸凌，可能跟性别矛盾有关系。是从那种在小桌子上划一条线开始。后来受男生们霸凌，则是在老师很肯定我的时候。本来表面看起是属于对自己有利的一个环境，不想却变成孤立者。这与老师的肯定形成极大反差。
张玲燕：@钱志熙 因为老师表扬受到霸凌到中学了。高中插班进去，语文考试好像没有作文的试卷，100分的卷子，老师给我加了5分，结果就惹祸了，一些学生班里鼓噪，认为老师漏题给我。
钱志熙：农村孩子霸凌的方式，首先是一切霸凌都具备的要点：群体性孤立一个人。这过程中，你会发现原先和你好的，一个一个疏远你了。这过程很可怕。至于其中一两个造恶倾向重的，则时不时以叫父母名字来欺负你。严重时有侵犯身体。我遇到过一次。一位原来不属于霸凌者的一个高个子男生，放学路上，突然跑来在我背后打了一拳，马上逃走。我估计是受那班人挑唆或造谣说我说了他什么。
不过在我被他们群体孤立肘，还是有两三个住在远村的同学和我一直很友好。另一个住在那个村里一个同学，年龄比大家好几岁，我们也一直很友好。客观上对我有所保护。他原来有孩子王的位置，后来发现因为不和他们一起孤立我，反而与我走得更近，他也受到那群人某种程度的孤立。我如果要写，可以写写他。
虞卓娅：昱明同学的高考前传以情系之，以理辨之，功力高深！其脚下西瓜皮划出的少时足迹，却又能引人颇多共鸣。我就说两点吧。
一是他听家长讲《聊斋》故事，既刺激又温馨。我觉得，孩子幼稚而广阔无垠的心灵，是可以接纳哪怕是最荒诞最夸张的文学想象的。但作为真实来接受，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聊斋志异》是我这辈子看过最多遍的书，但我幼时无意中听到院子里两个长辈谈论鬼，那后果却是糟糕透顶。一个说：昨晚我们院子来过鬼了，我听到弄堂口的鬼叫声了。一个问：是男鬼的“嘘嘘”声还是女鬼的“哈哈”声？“嘘嘘”和“哈哈”的声调，我听着好像都是第二声。从此好多年，我就极度怕黑、怕鬼。也许还是《聊斋志异》慢慢解了我心结。最初看的是连环画（我们方言叫小书），“小谢”“娇娜”和“王六郎”马上成了我幻想世界中的好朋友！后来是一个老高中生大哥哥借给我《聊斋志异》繁体竖排本的。因匆忙中未对书做隐蔽处理，在他家院子我就迎面遇上一个已被“解放”并“三结合”的老干部，他一眼看到我手中卷着的书，并看了书名，然后是对我的严厉批评。幸而还是放我逃之夭夭了，也没殃及我那位大哥哥。那个场景竟历历在目。
还有就是给昱明同学小学时造成心理阴影的某个老师，与之可以对应的是我高中时（七一、七二年）的一个老师，她认为我看过很多“毒草书”，所以一直不间断地、火力十足地批判我。幸亏各科老师都喜欢我。教数学的黄老师专门为我出暑假练习题，一页页都是他手写，让同学陪他来家访时交给我，叮嘱我：有些题是课堂上没教过的，也要大胆地做！物理老师上实验课前，总让我先在大黑板上画好电路示意图，这事我很乐意；语文老师鼓励我有空时多写小作文，他会为我批阅。但我每每为那个老师对我的不理解、不公平而伤心。当我自己成了老师、班主任，成了党员和党支部书记时，我则深深感慨：爱学生，几乎是老师的本能啊！一个老师的心，万不能狭隘、偏激、冷酷啊！当然，时代背景不可忽略！
现在，窗外一片台风雨，但我脑海中却浮现出这景象：“……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任晓岗：@虞卓娅 我奶奶告诉我的鬼啾声也是男嘘女哈（成年后有科普说是猫头鹰叫声），乡下鬼故事多，夜里摸黑走路确实嚇人。但后来奶奶告诉我，鬼吓不死人，人吓人才恐怖。说有一外号“某大胆”与人打赌，夜里上某座坟山走一圈，赢一餐酒。上山前，先喝一斤壮胆，杀进山去。前半途无感，后半途酒劲略过，发现背后有“悉悉嗦嗦”的声音紧跟，脚步停则声杳，黑暗中一片寂静。大声问什么人？！又没人回答，连嘘哈声也没有。脚步一动，悉嗦声又起，慢行则声慢，快行则声快。某大胆心下大骇，狂奔而逃，背后悉嗦声却一路咬住狂追……某大胆跑回家撞开门后仆地不起，心胆俱裂而亡。其家人发现他后腰带上被人用长绳子拴了一只草鞋！
陈家建新：恶作剧吓死人啊。
虞卓娅：@任晓岗 说“嘘嘘”是男鬼，“哈哈”是女鬼，“嘘哈嘘哈”才是鸟，岱山人方言叫“枭羽亮猫”。
凌凌：@任晓岗 我们这边的版本是，此人鞋底黏上了粽叶。
任晓岗：哦。草鞋威慑力大。[捂脸]。
凌凌：@任晓岗 是不一样，你这个版本是谋杀，我这个版本是自杀。[憨笑]。
虞卓娅：还是草鞋粽叶版显得厚道些。[破涕为笑]。
金健人：当时对老袁的一段文字没看懂，其实是我自己没想通，现在似乎想通了。王老师不是个好老师，这点是肯定的。给还是小学生的昱明心理阴影足够大，这点也是肯定的。我们读者们的阅读体验差异较大，也是可以肯定的。
究其原因，主要应该归结为读者的出身和个体经历，如果出身不好，在当时写出那么可怕的一句话，是会连累家长的，教唆、世仇、现反，都是可以扣的帽子，可不管你还是小孩。但如果出身没问题，那就比较好过关了。
第二个原因是王老师的出身和个体经历。如果她也出身不好，作为班主任，她首先想撇清自己，所以在那年代，自己有问题的人整别人也往往更厉害。书记是退伍军人，苗红根正，敢于挑肩胛。
第三还是要放入那个时代……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考题。
叶晓芳：在校时，与袁兄一个组，所以知晓他多才多艺，有思想，口才也好。可惜组里“闷葫芦”多，少有机会让他尽情展示。毕业后，袁兄专攻大教育一门，在教育技术和图书馆领域深耕，哲学底子更有垒实增厚，中文的思维方法、知识结构和写作能力，使他如虎添翼，遂成为一方专家。从袁兄的文字和经历，想到一个老话题：中文系学生如何跳出“工具人”的局限，不做“万金油”，成为适应岗位需要，自身又具备专长的有用之才？袁兄说得好，需要学习和终身学习，终身学习尤其重要。学习哲学眼光，学习逻辑思维，学习各种科学知识。唯此，才能丰富自身，适应社会。
袁昱明：谢谢各位老同学精彩的点评。各位的讲述所呈现的画面都很丰富甚至震撼，思考也很深入。
我还想补充的是后面理性战胜非理性的向上力量。不仅王书记、项老师，洪永烁老师等，甚至还有中学工宣队付师傅，学校的大字报事件最后是他压下来的。付师傅不熟悉当时的革命理论，反而倒有常识和常情。在师生关系修复中，除了项老师们把阳光带进我的心理阴影面积，我写保老师的大字报同样在无形中反向修复着被破坏了的师生关系。这样，个人的碎片化理性在暗地里的双向建构中重建了正常的教育系统。
作者简介：袁昱明，男，1958年10月出生于杭州。1982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曾浙江开放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委员会委员、国家开放大学（全国）图工委副主任、浙江省现代远程教育学会理事等。出版专著《远程教育学》、《网络教育资源平台的理念、原理和技术》（科学出版社出版）。被学术界评价为8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研究的主要研究者”、现代图书馆学形成的重要贡献者之一，在教育技术学的绩效分析方面也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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