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发表于 2022-7-24 04:57:20

白洋淀上雁翎队——开国大校张希平回忆抗战时期打击日寇的故事

白洋淀,坐落在河北省保定以东,跨雄县、安新、任丘三县。这个美丽的淡水湖,面积约六百多平方公里。它汇合唐河、潴龙河诸水,经大清河注入海河,是天津、保定间内河航运的中枢。这儿盛产白玉似的大米、肥美的鱼虾、鲜嫩的菱藕和驰名的安州苇席。它像一颗耀眼的明珠,嵌在辽阔的冀中平原上。
一九三八年,日军的魔爪伸进白洋淀,并在赵北口、同口安下据点。从此,日军的汽艇,横冲直撞,撞翻了淀上的渔船,撞折了淀里的荷茎,就连那驯服的鱼鹰,也惨遭毒手。血腥的“三光”政策,使淀里及沿岸的四十六个村庄,变成废墟;仅在端村就枪杀了二百多群众。富饶的鱼米之乡,变成了人间地狱。
但是,英雄的白洋淀人民,是永远也征服不了的。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拿起打野禽的大抬杆(大型土枪),驾着枪排(打水禽用的一种小船)和渔船,组成了一支水上游击队——安新县大队三小队,利用湖河港汊的有利地形,战斗在白洋淀上。战士们唱着自己编的歌曲,表达着不屈的意志:
白洋淀是咱家乡,保卫家乡理应当,
只要不当亡国奴,喝口淀水也舒畅,
鬼子一天不消灭,决不放下手中枪。
……
当时我是区委的宣传委员,一直和小队战斗在一起。小队刚成立的时候,只有二十多个战士,十几副大抬杆和二十只小船。但是,我们对白洋淀了如指掌,又有丰富的水上生活经验和对日寇不共戴天的仇恨,因此首战便歼灭了二十多个由新安去赵北口的日本鬼子,并打坏了一只汽船。战斗结束以后,当我们返回寨南村的时候,等候欢迎我们的人群中,有一位老人指着船队,高声赞美道:“看,多威武,简直像个雁翎队!人们看着摆成人字形的二十只小船,也一齐欢呼起来:“雁翎队!“雁翎队!”“我们的雁翎队!”此后,白洋淀的人民,便以“雁翎队”这个名字,代替了我们的正式番号。不久,上级也就正式命名三小队为雁翎队。
雁翎队在战斗中渐渐发展、壮大起来。土枪换上了三八大盖,歪把机枪代替了大抬杆。到一九四○年年底,全队已发展到一百八十多人,拥有五十多只船。雁翎队就像一把锐利的尖刀,插在敌人津、保水上航线的咽喉上。
一九四一年,日寇对我晋察冀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更加频繁、残酷。“蚕食”的矛头,首先指向被称为“八路军棉粮库”的冀中。三月,驻新安的敌酋龟本,从天津、保定调集了一百三十多只汽船,配合步兵和骑兵,对我白洋淀开始了水、陆联合“扫荡”和“蚕食”。
敌人的汽船,穿梭般地巡逻在白洋淀上。日寇、伪军、汉奸、特务,像无数的蝗虫,布满了白洋淀的大小村庄。岸上无处立足,我们便化整为零,利用苇塘掩护着,在淀上与敌人周旋。此时,白洋淀上能够代替粮食的东西还没有长出来,我们只有以鱼虾当饭。没有油,没有盐,清水煮鱼虾,腥得人发呕。天长日久,很多人鱼虾刚落肚,立刻又哇哇吐出来。但是我们都懂得坚持下去的意义,吐出来,捧口淀水漱漱口,再吃!没有烟吸,大家就把干荷叶揉碎卷成香烟,并给它起了个美丽的名字,叫做“荷花牌”。生活虽然如此艰苦,但没有一个人叫苦,我们还是照样积极寻机打击敌人。敌人的汽船不能进苇塘,浅水不能航行,我们就驾着小船,从这个苇塘钻到那个苇塘,从这条河汊转入那条河汊,有时埋伏在敌人汽船必经的苇塘边,打敌人个措手不及;有时利用夜幕掩护着,摸进敌人的据点,贴标语、撒传单,给敌人以突然袭击。战士们把这种生活编成歌唱道:
东边“扫荡”西边转,岸上不行蹲苇塘。
驾着船儿快如梭,鬼子汽船追不上。
急得鬼子团团转,我们又回老地方。
瞅准机会打埋伏,揍他一个冷不防。
就这样,我们栖居在一叶扁舟上,渡过了六十个露重雾浓的夜晚,熬过了六十个饥肠辘辘的白天,始终没有离开过白洋淀。
两个月过去了,白洋淀上的芦苇绿油油的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候,日本兵已在白洋淀周围修起了三十八个炮楼;村村都建立了伪政权。他们认为白洋淀已经“确保”了,便草草结束了“春季扫荡”。敌人往来于新安、赵北口之间的包运船,也频繁起来了。
七月一日清晨,侦察员赵波、田振江报告:二十多个日本兵和三十名伪军,乘汽船两只,从新安去赵北口取联系,下午返回。队长郑少臣同志兴奋地对我说:“老张,打个伏击,纪念党的生日,也叫日本鬼子知道知道,我们雁翎队还在,别太嚣张了。” 我们决定在大张庄的苇塘中伏击敌人。为了狠狠地煞煞日本侵略军的凶焰,把好久没有用的大抬杆也搬了出来。同志们听说要打日本鬼子的汽船,高兴得合不拢嘴。战士小车把子弹头在鞋底下刺啦刺啦直擦。队长问他这是干什么,他咬牙切齿地说:“叫鬼子兵的脑袋开花!”
此时正是旱季,许多苇塘干枯了。我们把二十副大抬杆装满闷药和黄豆大的铁砂,架在苇塘的边缘,步枪班和手枪班配置在两边。规定以郑队长打掌舵的日本兵为信号,大抬杆一齐开火,步枪班和手枪班乘敌人被抬杆打得懵头转向时,向敌人的汽船冲击。布置就绪,已近晌午了。每个人采了一张荷叶戴在头上遮太阳,不走到跟前,简直不会发现这里设有埋伏。好容易等到太阳偏西,东边隐隐约约传来了马达声。大家立刻紧张起来,有的伏在船头上,从芦苇缝隙中向外了望;有的拿着香火,蹲在大抬杆一旁。不一会儿,渔翁打扮的田振江,划着一只小船嗖嗖地驶来。他既兴奋又惋惜地说:“队长,来了!可惜就一只,另一只离得远远的。”郑队长和我研究了一下,一致认为:只要把前面的汽船放近些,我们的动作迅速、勇猛一些,打他个措手不及,完全有可能在后面的汽船赶到之前,把它搞掉。最后郑队长坚决地说:“打!坚决地打!来他个虎口拔牙!”
不一会儿,敌人的汽船划破平静的水面,隆隆驶来。渐渐地,连船上的日本兵都看得清清楚楚了。郑队长趴在船头上,驳壳枪从芦苇缝中伸出去,紧瞄着扶舵轮的鬼子兵。当汽船离我们只有百多米时,只听到“砰”的一声,扶舵轮的鬼子兵一头便栽倒在舵轮旁。紧接着,二十副大抬杆,同时天崩地裂般吼叫起来。火光映红了淀水,霰弹暴雨似的倾泻到敌船上。失去舵手的汽船,如同被抽打着的陀螺打起转来。这时候,步枪班、手枪班,也以排射向敌船开了火,汽船立刻被打得像蜂窝似的,机器也不叫了。几个没有受伤的敌人,扑通扑通跳进水里,企图游水逃路。郑队长大吼一声“冲氨,几十只小船便像离弓的箭一样冲出苇塘,直射向日本侵略军的汽船。战士们驶近敌船便投出一排手榴弹,敌船立刻被烟火笼罩了。接着,大家便驾船追赶企图逃命的鬼子兵。一个队员发现一个日本兵游着水还向我射击,他一个猛子扎到水里,不一会,只见他钻出水面,两手狠命掐住鬼子兵的脖子,一下子就把鬼子兵按进水里。眨眼的工夫,鬼子兵便像一块朽木,漂浮出水面。另一个队员也追上一个鬼子,他举起船篙,篙头上的铁叉对准日本兵脑袋狠命扎下去,一直到水里再不冒泡时,他才拉出了船篙。这时候,东面传来了汽船的隆隆声。从王家寨来的汽船,一面飞速前进,一面猛烈向我射击。郑队长见被击伤的汽船已开始倾斜、下沉,立刻命令转移。我们把小船开进苇塘,故意蹬翻,把大抬杆沉入水底。然后,每人摘一张荷叶戴在头上,大背着枪,向荷塘的深处游去。此时,白洋淀上荷花盛开,一望无际的荷塘上,荷叶摇曳,莲花摆动。我们在密密层层的荷叶掩护下,穿插在散发着清香的莲花之中,安全地游出了包围圈。
打了敌人的汽船以后,各据点到处传说雁翎队有了“扫帚炮”,要是挨上“扫帚炮”,满身窟窿。敌人的单船再也不敢往来在白洋淀上了。于是我们乘胜上岸,向敌人的据点发动进攻。
这时候,日寇绝大部分回到了新安、赵北口等老窠,白洋淀上的据点多数由伪军把守。根据这个情况,我们首先向伪军开展了政治攻势。天一黑,我们便分散潜入敌人岗楼附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指名道姓地警告那些为非作歹的家伙。同时,又普遍发动伪军家属和亲友给伪军写信,劝他们不要为日本侵略军卖命,给自己留条后路。对于那些群众恨之入骨的铁杆汉奸,我们采取了以一儆百的政策,先后除掉了群众称之为“三害”的伪军中队长韩恩荣、参谋长曹墨林、副官冯德心,并公布了他们的罪状。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伪军投诚的和秘密跟我们接头的日渐增多。一连串的胜利,更加鼓舞了群众,群众性对敌斗争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游击小组到处埋地雷、打冷枪,弄得炮楼里的敌人根本不敢外出。
一次,村主任陈云宁到淀上下钩钓鱼,返回时遇到了五个日本兵,强迫他划船载他们去洗澡。陈云宁把鬼子兵载到布鱼钩的地主,乘鬼子兵下了水,驾着小船溜走了。结果五个鬼子兵被鱼钩钩得皮破血流。从此,日本鬼子再也不敢随便到白洋淀洗澡了。
在我军民齐心协力打击下,伪军逃跑的越来越多。日军为了加强对伪军的控制,撤掉了邸庄、大田庄、寨南村等据点,把七十多个伪军集中在大淀头大地主朱百万的大院子里,并增修了岗楼。县委命令我们坚决消灭这股伪军,于是一场巧妙的歼灭战开始了。
八月的一天晚上,乌云密布,雷声隆拢根据有经验的渔民推断,夜半将有暴风雨。郑队长带着张亮、王贵,化装成送菜的,在内线关系的接应下,潜入了朱家大院。指导员槐哲民,带着全队,隐蔽在朱家大院周围。半夜过后,朱家大院的灯光全熄了。过了一会,只见平时开动起来丁丁哐哐的大铁门,无声无息地打开了,张亮探出头来摆了一下手,队员们便鱼贯而入。正在这里,雷电交加,大雨倾盆,正好掩护我们的行动。按照事先的部署,邸芝科带两个班进入东厢房;槐哲民同志率领两个班直扑炮楼二层;赵波、李向其、张牛三个人对付西厢房的伪军中队长胡凤才;郑队长和张亮、王贵爬梯子直攀炮楼顶,收拾敌人哨兵。几分钟后,东西厢房和炮楼里敌人的全部枪支,都被我们一声不响地收缴了,而伪军们却还在呼呼地大发鼾声。这时候,只听到郑队长在炮楼顶上喊了一声“不许动!”二楼和东西厢房,也紧跟着爆发出“举起手来”的吼声。伪军们从梦中惊醒,有的还躺着就举起了双手,有的举着手还梦呓似的喃喃着:“我不动!我不动!”伪军中队长胡凤才,睡梦中还以为是伪军在说梦话,爬起来大骂道:“孬种,你们都叫雁翎队吓破了胆……”可是当他看清站在他面前的正是雁翎队的队员时,也赶忙抖颤着举起手说:“我不动,我交枪!”
战斗结束,缴获三八枪五十多支,手枪一支,手榴弹二十多箱。最后,我们故意要胡凤才清查一下人数。他查了半天说:“只有伙夫老朱逃跑了,其余一个不少。”他哪里知道,老朱早就成了我们的内线关系,这个一枪未放的歼灭战,就是在他帮助下安排的。现在,他已奉命“逃跑”给日本鬼子“报信”去了。
我们雁翎队愈战愈强,敌人往来于津、保间的包运船,怕我截击,只得成群结队,并派河防大队护送。为了切断敌人这条水上运输线,区委决定选择有利时机消灭河防大队。为此,部队派田振江、赵波带着侦察小组,整天出没在敌人的据点附近。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中秋节前夕,赵波从赵北口回来报告:敌人包运船一百一十只,满载苇席、鸭蛋、小麦及其他军用物资,明晨从赵北口启程运往保定。负责护送的河防大队,由十五个日本兵和一百一十名伪军组成,携带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两挺。这真是个难得的好机会,我们决定埋伏在赵庄子村西、王家寨村东的苇塘里,全歼河防大队,截下包运船。
夜深人静,浑圆皎洁的月亮,像一个银盘高悬在碧蓝的天幕上。棹儿起处,撕破了锦缎般的水面,漾起鱼鳞似的涟漪。船儿飞驶着,五更时分便进入了阵地。我们把船只藏好,头戴荷叶,静静地等待敌人的来临。
朝霭还没有散尽,远远地便传来了吱吱呀呀的橹声。抬头望去,一溜高大的桅杆在芦苇梢上露出来。接着,张亮驾着鸭嘴小船,赶着鱼鹰钻进了苇塘。他是去侦察敌情的。侦察的结果与赵波的报告完全相符。说话间,敌人的船队已出现在眼前:前面是一百多条包运船,日本兵和伪军都坐在最后的三只船上。他们离包运船百多米,毫无戒备,正在你抢我夺地吃早饭。只有一个了望哨坐在桅杆尖的横板上,鬼头鬼脑地用望远镜了望。郑队长立即命令大家隐蔽好,放过包运船,集中火力打河防大队。
湖水哗哗地响,一只紧接一只的包运船,从我们面前驶过,不一会儿,一百多只全拐过苇塘。日本鬼子见包运船拐了弯,一面叫喊,一面匆匆地赶上来。第一只船刚接近我们,郑队长“啪”的一枪,了望的鬼子兵立即四脚朝天摔了下来。与此同时,我们所有的火器一齐射向三条敌船。正在吃饭的敌人,顷刻间便东仰西歪倒了一大堆。郑队长大喊了一声“突击组跟我来”,几十只小船一齐冲向敌船。战士石老刚攀上第一只船,见敌人的机枪射手正在架机枪,他甩手一枪,打死了日本兵,抢过了机枪。郑队长刚攀上敌船,两个鬼子兵同时向他扑来。他一枪撩倒了一个,另一个竟从背后抱住了他,两人扭在一起,三转两转滚到水里。郑队长的水性是有名的,他把鬼子兵按在水里,一气灌成了个气蛤螅这时候,赵波也带领步枪班冲上了敌船,只几分钟,第一只船上的敌人便全被解决。
邸芝科指挥全班向第二只船冲去。刚冲出不远,敌人的重机枪便叫起来,密集的火力,打得水花四溅,封锁着我们的前进道路。邸芝科、张亮和小车见小船被阻,一头扎进水里,一个鸭子追鱼便游到敌船边。邸芝科抓住船帮刚爬上半截身子,便中弹牺牲了。张亮一见,一手抓住船帮,抽出一颗手榴弹,用牙咬开盖,用舌尖勾出弦,对准敌人的重机枪狠狠投了过去。敌人的机枪立刻哑巴了。赵大高喊着:“同志们冲啊!为班长报仇!首先翻上敌船,一连挑死了好几个顽抗的敌人。伪军见我们登上船,吓得丢魂丧胆,一个大个子首先举着手钻出船舱说:“我们交枪,我们交枪!”一大群伪军紧跟在他的后面。事后才知道,领头交枪的大个子正是河防大队长秦风祥。
第三只船上的一挺轻机枪,仍在恶狗似地狂吠,我们冲了几次都未能冲上去。郑队长跳到第二只船上,一面命令突击组准备冲击,一面趴在席堆上,从容地瞄着机枪射手。只听到 “叭!叭!叭!”一连三枪,机枪和机枪射手同时滚翻了。突击组趁势攀上敌船,与日本鬼子打起了交手仗。石老刚和一个矮胖的日本兵正扭打得难解难分,赵波大吼一声“老刚,不要动!话落枪响,日本兵手脚一伸完了蛋。拥挤在船舱里的四个日本鬼子和许多伪军,也都在我们雪亮的刺刀面前,举手投降了。
战斗胜利结束。郑队长一面派出船队令包运船停住,一面清查了一下战果。计缴获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两挺,步枪一百一十多支,手枪十支。可是,十五个日本兵打死十名,活捉四名,还差一个对不起数来。战士们从这个船舱搜到那个船舱,仍不见踪影。最后,张大清在第三只船的炉灶旁发现一个鼓鼓的麻袋,他踢了一脚,麻袋不停地哆嗦起来。他抓住麻袋使劲一提,竟从麻袋里滚出一个日本鬼子来,手里还攥着一支手枪。张大清伸手夺过他的枪,仔细一看,原来他就是凶残的刽子手出世加三郎。
太阳升高了。金色的阳光,照耀着万顷苇塘,照耀着战士们的笑脸。我们押着一百多条包运船,排成整齐的队形,浩浩荡荡,凯旋而归。


张希平同志简介:
河北省深泽县人 1909 年出生,1937年11月参军。 1938年2月加人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人民自卫军干事,第二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第一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三十六军骑兵旅政治委员,第二十三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军委俄文专科学校政治委员,总后勤部政治部直工部部长。 1962年10月任第四军医大学副政治委员(副书记)。 1960年5月至1981年6月正军职顾问。 1981年离职休养。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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