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余台听故事之二——琐忆师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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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发来微信：“5月份师专就要搬了，我们现在都在忙着打包办公室的东西呢，这两天校园的春色正好，你不来跟母校告个别吗？”
近在咫尺的母校，对我来说就像从没离开的人没有故乡的感觉。同在一座城，步行也就半小时的距离，这些年师专对于我来说，就是这座城市的一个地理概念，别无其他。
但是当真正的告别来临，走入校园，当初的情节还是像故事片一样，一一展现出来。
人体解剖与北方的河
高三时我的成绩不上不下，但是有个远大的理想，就是无论如何不进九江师专。
不知对师专的反感从何而来，在那时候的我眼里九江师专就是恶俗的代名词。可是造化弄人，偏偏就让我进了师专。关于高考的故事留待以后再慢慢讲。
当年进师专的学生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像我这样自命不凡、觉得进师专特别屈才的应届生，还有一类是补习了很多年只能勉强考个专科的历届生。这两类人在学校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我的专业是生物。那时候的中学生对专业没有概念，只是听说各个学校都缺生物老师，生物在高考中的比重将逐步增大，生物系也是师专新成立的系，以后毕业分配有优势。
在这样的前提下，十七岁的我第一次离开家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除了课程设置跟中学有点不一样，其余的跟中学生活差不多。
我们的教室在进大门正对的那栋两层小楼的一楼，专业理论课在这里上，动植物实验课在二楼，还有一些书法、音乐之类的公共课在足球场边的阶梯教室。
我最喜欢的课程是植物学和人体生理解剖学，最不喜欢的是动植物实验课，主要是讨厌实验报告中的画图。手残如我，直线画不直，圈圈画不圆，还要徒手画出各种动植物组织结构，实在是难度太大了。每次看我涂抹得灰头土脸的实验报告，再瞄一眼旁边老七那眉清目秀的报告，感觉连代表细胞的黑点都不如她点得匀称。
人体解剖学也有实验课，实验室就在我们教室隔壁。听说隔壁就有一具尸体，起初我们女生晚上都不敢在教室呆着。直到有一天，人体解剖要上实验课了。
四十几个人，当然不会让每个人去割一刀。解剖学老师是当年的系主任李惠霖老师，一个严肃的瘦高个。李老师教导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认识人体，首先要过心理关。大家排着队依次进去，朝着尸体一鞠躬并触摸一下。他板着脸站在旁边盯着，谁都别想蒙混过关。摸完以后，老师再解剖的时候，大家都冷静了许多，都敢盯着着了。
上完第一节人体解剖课，杀鸡宰兔这样的小事我们就不在话下了。
男生们最喜欢动物解剖课，因为用完的兔子、青蛙什么的，就会被他们拿去校门口的小店，加工成一道道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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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让我觉得很富足。
除了课程以外，与高中生活最大的不同就是图书馆。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书，每次可以借四本，来自小县城、从来没进过图书馆的我顿时觉得很富足。《简爱》、《呼啸山庄》、《战争与和平》等等世界名著，我就是在那时候看的，三毛、琼瑶、席慕蓉也看了不少。国内那时候流行伤痕文学，印象最深的是张贤亮的《绿化树》和《北方的河》，当时大概是被《北方的河》里面男主人公的顽强品质感动，还请班里书法最好的同学写了一幅字“北方的河”挂在蚊帐里。
体育系的老蒋看了这本书后，以“北方的河”为题写了一首诗，我大概是因为这首诗跟老蒋成为朋友的。
蛔虫、粉丝和永远无法落地的咖啡馆
我们师范生有伙食补贴，所以师专的食堂在周边的学生中都小有名气。最出名的是五分钱一个的大肉包和四毛钱一份的红烧大排。有外地同学来了，我们都会豪气地请吃师专名吃。
不过平常我们自己的伙食并没有那么好，一个月十九元的菜票还是要省着吃的，有时候下课晚了也抢不到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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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里繁华盛开，看花的人又换了一批。
我们班有一节动物实验课是在上午的最后一节，往往上完课收拾完实验室就过了饭点。记得有一次实验内容是解剖蛔虫，下课去食堂的时候，所有的菜都卖完了，只剩炒粉丝。
刚吃两口，就听到旁边“哇”的呕吐声，原来有位女同学的粉丝里混入了两根粗一点的粉丝，灰灰白白颜色，像极了刚刚解剖过的蛔虫。大家纷纷扒拉着自己的碗，几乎都发现了类蛔虫。从此我们再也不吃食堂的粉丝了。
食堂吃腻了我们偶尔也会去门口的小店打打牙祭。最常吃的是四毛钱一碗的汤粉，总是跟那对和蔼的老夫妻说，要多加菠菜。他们就笑眯眯地抓上一大把水灵灵的菠菜。炒粉价格翻倍，要八毛钱，我们是舍不得吃的。有时候有些调皮的男生被老师抓了要写检讨，来找我帮忙，这时候我就可以用一份检讨换一盘肉丝炒粉，价格是一块二。
在那个文学象野草一样茂盛的年代，师专有一个在九江大中专院校中颇有名气的文学社，名叫“浪井”。我和他们的相识始于“浪井”。文学社的活动我已经完全没有记忆，就记得每天晚饭后我们以食堂为出发点，目标或是城内的街巷、或是城外的白水湖边，一群来自中文、外语、数学、物理、生物、体育等不同专业的年轻人四处游荡，背着顾城、舒婷和北岛，有时候也会背我们自己的诸如“想要你一张照片却不敢要你”之类的诗句，谈着理想和未来。
记得有一次我们逛到十多点回学校，路过食堂里的夜宵摊时，大家肚子都饿得咕咕叫。那是月末大家都很穷的时候，每个人都翻出口袋里的钱或是饭菜票，七个人的加起来只够买一碗水饺。然后我们就分着吃了那十个水饺。
那时候未来对我们来说太遥远了，我们关心的是什么时候每个人都能吃一碗水饺，是周末去看女朋友时，不用着急五分钱的车票。
我们相约以后要一起开一家咖啡馆，还确定了每个人的分工。然后每年闭馆一个月，集体出去游荡。
现在的我们，只存在于一个叫“浔阳夜宴”的微信群中，咖啡馆永远也无法落地，一年一聚更成了奢谈。不过，我们只要到了彼此所在的城市，想方设法也要相见的。
有一年我到广州出差，一夜之间东莞的、深圳的、珠海的，全部聚齐，喝了一夜大酒，第二天清早各自散去。我说，我来广州组织了一场快闪啊！
现在，我们不再在街头游荡了，偶尔在微信群里飘一飘。咖啡馆的梦想再也没人提及，说得更多的是结伴养老，带着那帮孙子。
哪个年纪都有梦想，挺好！
长粗了的树和讲台上的公鸡
学校进门的右边是一片小杉树林。三十年过去了，小树已经长成了大树，当年杉树小的时候，密密的叶子挡住了视线，小树林是校园里少数比较隐密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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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树林长大了，藏不下什么秘密了。
我们的动物学刘老师是个很幽默的小矮个，他夫人则是个人高马大、嗓门粗亮的大高个。上课的时候，夫人在门口一吼，他赶紧丢了粉笔头笑眯眯地迎上去。
有一天上课之前，刘老师很神秘地跟我们说，昨天晚上他从小树林经过，不小心瞥了一眼，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树林里有棵树特别粗。
刘老师抑制不住好奇心，走上前去看个究竟。原来是两个抱在一起的人！
小树林留给我的记忆跟长粗的树无关，与酒有关。
那时候我还没学会喝酒。第一次喝酒是军训结束后，宿舍里不知是谁的提议，也记不得是什么缘由，门口小卖部买来一瓶香槟酒，八个女生用搪瓷缸子分了。
第二天男生问，你们昨天晚上干吗了？宿舍里一片鬼哭狼嚎，我们去敲门也没人开。
可是我隔壁中文系宿舍有一群特别能喝酒的朋友。
有一次我看到阿云坐在上铺一手拿本书，另一手拿着一个五茄白的酒瓶子对嘴吹。我纳闷这姑娘怎么拿个酒瓶子喝水。她把瓶子伸给我，咦，一股酒味。
她们个个都有半斤八两的酒量，在酒桌有都有艺名，现在只记得其中一个姑娘自称“酒井”，深不见底的意思。
除了酒量之外，这群姑娘个个貌美如花、才艺等身，我这种只能喝八分之一瓶香槟的普通人，要想跟着她们混，唯有做好服务一条路。
记有有一次，在校门口小店喝酒。喝完都不肯回宿舍，我一个个扶进校园，先安顿在小树林的石凳上，再分别送回宿舍。送了这个跑了那个，哭的哭闹的闹，我一个人忙乎了一晚上。
讲台上的公鸡还是跟动物学的刘老师有关。
最后一个学期我们的教室搬到了足球场那边的小山坡上，那个山坡已经是学校围墙外面的范畴了。山坡上有两间平房，一间给了我们做教室，还有一间住了一户人家。
那户人家养了一群鸡，其中有一只大公鸡特别喜欢来我们教室溜达，还总是喜欢往讲台上窜。
那天上午是刘老师的课，大公鸡照例又踱着方步走上了讲台，刘老师面对着我们，大公鸡面对着他。
刘老师一开口，大公鸡也开口，声音比刘老师还响。刘老师一停，大公鸡也停下了。
反反复复四五次，大公鸡就象有意识地跟刘老师做对。刘老师气得粉笔一扔，对着大公鸡大吼：“到底是听你讲还是听我讲嘛？”
同学们已经笑得不成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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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前方的高楼所在地，就是当年我们与公鸡一起上课的山头。
现在那片山头已经圈入了学校的围墙，山头所在地树起了几栋大楼。
那漫山的白色野菊花，那本手抄的席慕蓉诗集，那些唱过的歌，那些深蓝浅蓝的泪痕，全部都留在了那个合欢花盛开的、多雨的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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